汪曾祺随笔,赵树理(zhào shù lǐ )同志二叁事

日期:2019-05-06编辑作者:vnsr威尼斯城官网登入

  赵树理同志二三事
  
  赵树理同志身高而瘦。面长鼻直,额头很高。眉细而微弯,眼狭长,与人相对,特别是倾听别人说话时,眼角常若含笑。听到什么有趣的事,也会咕咕地笑出声来。有时他自己想到什么有趣的事,也会咕咕地笑起来。赵树理是个非常富于幽默感的人。他的幽默是农民式的幽默,聪明,精细而含蓄,不是存心逗乐,也不带尖刻伤人的芒刺,温和而有善意。他只是随时觉得生活很好玩,某人某事很有意思,可发一笑,不禁莞尔。他的幽默感在他的作品里和他的脸上随时可见(我很希望有人写一篇文章,专谈赵树理小说中的幽默感,我以为这是他的小说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赵树理走路比较快(他的腿长;他的身体各部分都偏长,手指也长),总好像在侧着身子往前走,像是穿行在热闹的集市的人丛中,怕碰着别人,给别人让路。赵树理同志是我见到过的最没有架子的作家,一个让人感到亲切的、妩媚的作家。
  
  树理同志衣着朴素,一年四季,总是一身蓝卡叽布的制服。但是他有一件很豪华的“行头”,一件水獭皮领子、礼服呢面的狐皮大衣。他身体不好,怕冷,冬天出门就穿起这件大衣来。那是刚“进城”的时候买的。那时这样的大衣很便宜,拍卖行里总挂着几件。奇怪的是他下乡体验生活,回到上党农村,也是穿了这件大衣去。那时作家下乡,总得穿得像个农民,至少像个村干部,哪有穿了水獭领子狐皮大衣下去的?可是家乡的农民并不因为这件大衣就和他疏远隔阂起来,赵树理还是他们的“老赵”,老老少少,还是跟他无话不谈。看来,能否接近农民,不在衣裳。但是敢于穿了狐皮大衣而不怕农民见外的,恐怕也只有赵树理同志一人而已。——他根本就没有考虑穿什么衣服“下去”的问题。
  
  他吃得很随便。家眷未到之前,他每天出去“打游击”。他总是吃最小的饭馆。霞公府(他在霞公府市文联宿舍住了几年)附近有几家小饭馆,树理同志是常客。这种小饭馆只有几个菜。最贵的菜是小碗坛子肉,最便宜的菜是“炒和菜盖被窝”——菠菜炒粉条,上面盖一层薄薄的摊鸡蛋。树理同志常吃的菜便是炒和菜盖被窝。他工作得很晚,每天十点多钟要出去吃夜宵。和霞公府相平行的一个胡同里有一溜卖夜宵的摊子。树理同志往长板凳上一坐,要一碗馄饨,两个烧饼夹猪头肉,喝二两酒,自得其乐。
  
  喝了酒,不即回宿舍,坐在传达室,用两个指头当鼓箭,在一张三屉桌子打鼓。他打的是上党梆子的鼓。上党梆子的锣经和京剧不一样,很特别。如果有外人来,看到一个长长脸的中年人,在那里如醉如痴地打鼓,绝不会想到这就是作家赵树理。
  
  赵树理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农村才子。王春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树理同志曾在一个集上一个人唱了一台戏:口念锣经过门,手脚并用作身段,还误不了唱。这是可信的。我就亲眼见过树理同志在市文联内部晚会上表演过起霸。见过高盛麟、孙毓起霸的同志,对他的上党起霸不是那么欣赏,他还是口念锣经,一丝不苟地起了一趟“全霸”,并不是比划两下就算完事。虽是逢场作戏,但是也像他写小说、编刊物一样地认真。
  
  赵树理同志很能喝酒,而且善于划拳。他的划拳是一绝:两只手同时用,一会儿出右手,一会儿出左手。老舍先生那几年每年要请两次客,把市文联的同志约去喝酒。一次是秋天,菊花盛开的时候,赏菊(老舍先生家的菊花养得很好,他有个哥哥,精于艺菊,称得起是个“花把式”);一次是腊月二十三,那天是老舍先生的生日。酒、菜,都很丰盛而有北京特点。老舍先生豪饮(后来因血压高戒了酒),而且划拳极精。老舍先生划拳打通关,很少输的时候。划拳是个斗心眼的事,要捉摸对方的拳路,判定他会出什么拳。年轻人斗不过他,常常是第一个“俩好”就把小伙子“一板打死”。对赵树理,他可没有办法,树理同志这种左右开弓的拳法,他大概还没有见过,很不适应,结果往往败北。
  
  赵树理同志讲话很“随便”。那一阵很多人把中国农村说得过于美好,文艺作品尤多粉饰,他很有意见。他经常回家乡,回来总要做一次报告,说说农村见闻。他认为农村还是很穷,日子过得很艰难。他戏称他戴的一块表为“五驴表”,说这块表的钱在农村可以买五头毛驴。——那时候谁家能买五头毛驴,算是了不起的富户了。他的这些话是不合时宜的,后来挨了批评,以后说话就谨慎一点了。
  
  赵树理同志抽烟抽得很凶。据王春同志的文章说,在农村的时候,嫌烟袋锅子抽了不过瘾,用一个山药蛋挖空了,插一根小竹管,装了一“蛋”烟,狂抽几口,才算解气。进城后,他抽烟卷,但总是抽最次的烟。他抽的是什么牌子的烟,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是棕黄的皮儿,烟味极辛辣。他逢人介绍这种牌子的烟,说是价廉物美。
  
  赵树理同志担任《说说唱唱》的副主编,不是挂一个名,他每期都亲自看稿,改稿。常常到了快该发稿的日期,还没有合用的稿子,他就把经过初、二审的稿子抱到屋里去,一篇一篇地看,差一点的,就丢在一边,弄得满室狼藉。忽然发现一篇好稿,就欣喜若狂,即交编辑部发出。他把这种编辑方法叫做“绝处逢生法”。有时实在没有较好的稿子,就由编委之一自己动手写一篇。有一次没有像样的稿子,大概是康濯同志说:“老赵,你自己搞一篇!”老赵于是关起门来炮制。《登记》(即《罗汉钱》)就是在这种等米下锅的情况下急就出来的。
  
  赵树理同志的稿子写得很干净清楚,几乎不改一个字。他对文字有“洁癖”,容不得一个看了不舒服的字。有一个时候,有人爱用“”字。有的编辑也喜欢把作者原来用的“你”改“”。树理同志为此极为生气。两个人对面说话,本无需标明对方是不是女性。世界语言中第二人称代名词也极少分性别的。“”字读“奶”,不读“你”。有一次树理同志在他的原稿第一页页边写了几句话:“编辑、排版、校对同志注意:文中所有‘你’字一律不得改为‘’字,否则要负法律责任。”
  
  树理同志的字写得很好。他写稿一般都用红格直行的稿纸,钢笔。字体略长,如其人,看得出是欧字、柳字的底子。他平常不大用毛笔。他的毛笔字我只见过一幅,字极潇洒,而有功力。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见到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刚成立,负责“宫务”的同志请十几位作家用宣纸毛笔题词,嵌以镜框,挂在会议室里。也请树理同志写了一幅。树理同志写了六句李有才体的通俗诗:
  
  古来数谁大,
  
  皇帝老祖宗。
  
  今天数谁大,
  
  劳动众弟兄。
  
  还是这座庙劳动人民文化宫原是太庙。,
  
  换了主人翁!
  
  一九九○年六月八日
  
  载一九九○年第五期《今古传奇》

赵树理同志身高而瘦。面长鼻直,额头很高。眉细而微弯,眼狭长,与人相对,特别是倾听别人说话时,眼角常若含笑。听到什么有趣的事,也会咕咕地笑出声来。有时他自己想到什么有趣的事,也会咕咕地笑起来。赵树理是个非常富于幽默感的人。他的幽默是农民式的幽默,聪明,精细而含蓄,不是存心逗乐,也不带尖刻伤人的芒刺,温和而有善意。他只是随时觉得生活很好玩,某人某事很有意思,可发一笑,不禁莞尔。他的幽默感在他的作品里和他的脸上随时可见(我很希望有人写一篇文章,专谈赵树理小说中的幽默感,我以为这是他的小说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赵树理走路比较快(他的腿长;他的身体各部分都偏长,手指也长),总好像在侧着身子往前走,像是穿行在热闹的集市的人丛中,怕碰着别人,给别人让路。赵树理同志是我见到过的最没有架子的作家,一个让人感到亲切的、妩媚的作家。树理同志衣着朴素,一年四季,总是一身蓝卡叽布的制服。但是他有一件很豪华的“行头”,一件水獭皮领子、礼服呢面的狐皮大衣。他身体不好,怕冷,冬天出门就穿起这件大衣来。那是刚“进城”的时候买的。那时这样的大衣很便宜,拍卖行里总挂着几件。奇怪的是他下乡体验生活,回到上党农村,也是穿了这件大衣去。那时作家下乡,总得穿得像个农民,至少像个村干部,哪有穿了水獭领子狐皮大衣下去的?可是家乡的农民并不因为这件大衣就和他疏远隔阂起来,赵树理还是他们的“老赵”,老老少少,还是跟他无话不谈。看来,能否接近农民,不在衣裳。但是敢于穿了狐皮大衣而不怕农民见外的,恐怕也只有赵树理同志一人而已。——他根本就没有考虑穿什么衣服“下去”的问题。他吃得很随便。家眷未到之前,他每天出去“打游击”。他总是吃最小的饭馆。霞公府(他在霞公府市文联宿舍住了几年)附近有几家小饭馆,树理同志是常客。这种小饭馆只有几个菜。最贵的菜是小碗坛子肉,最便宜的菜是“炒和菜盖被窝”——菠菜炒粉条,上面盖一层薄薄的摊鸡蛋。树理同志常吃的菜便是炒和菜盖被窝。他工作得很晚,每天十点多钟要出去吃夜宵。和霞公府相平行的一个胡同里有一溜卖夜宵的摊子。树理同志往长板凳上一坐,要一碗馄饨,两个烧饼夹猪头肉,喝二两酒,自得其乐。喝了酒,不即回宿舍,坐在传达室,用两个指头当鼓箭,在一张三屉桌子打鼓。他打的是上党梆子的鼓。上党梆子的锣经和京剧不一样,很特别。如果有外人来,看到一个长长脸的中年人,在那里如醉如痴地打鼓,绝不会想到这就是作家赵树理。赵树理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农村才子。王春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树理同志曾在一个集上一个人唱了一台戏:口念锣经过门,手脚并用作身段,还误不了唱。这是可信的。我就亲眼见过树理同志在市文联内部晚会上表演过起霸。见过高盛麟、孙毓起霸的同志,对他的上党起霸不是那么欣赏,他还是口念锣经,一丝不苟地起了一趟“全霸”,并不是比划两下就算完事。虽是逢场作戏,但是也像他写小说、编刊物一样地认真。赵树理同志很能喝酒,而且善于划拳。他的划拳是一绝:两只手同时用,一会儿出右手,一会儿出左手。老舍先生那几年每年要请两次客,把市文联的同志约去喝酒。一次是秋天,菊花盛开的时候,赏菊(老舍先生家的菊花养得很好,他有个哥哥,精于艺菊,称得起是个“花把式”);一次是腊月二十三,那天是老舍先生的生日。酒、菜,都很丰盛而有北京特点。老舍先生豪饮(后来因血压高戒了酒),而且划拳极精。老舍先生划拳打通关,很少输的时候。划拳是个斗心眼的事,要捉摸对方的拳路,判定他会出什么拳。年轻人斗不过他,常常是第一个“俩好”就把小伙子“一板打死”。对赵树理,他可没有办法,树理同志这种左右开弓的拳法,他大概还没有见过,很不适应,结果往往败北。赵树理同志讲话很“随便”。那一阵很多人把中国农村说得过于美好,文艺作品尤多粉饰,他很有意见。他经常回家乡,回来总要做一次报告,说说农村见闻。他认为农村还是很穷,日子过得很艰难。他戏称他戴的一块表为“五驴表”,说这块表的钱在农村可以买五头毛驴。——那时候谁家能买五头毛驴,算是了不起的富户了。他的这些话是不合时宜的,后来挨了批评,以后说话就谨慎一点了。赵树理同志抽烟抽得很凶。据王春同志的文章说,在农村的时候,嫌烟袋锅子抽了不过瘾,用一个山药蛋挖空了,插一根小竹管,装了一“蛋”烟,狂抽几口,才算解气。进城后,他抽烟卷,但总是抽最次的烟。他抽的是什么牌子的烟,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是棕黄的皮儿,烟味极辛辣。他逢人介绍这种牌子的烟,说是价廉物美。赵树理同志担任《说说唱唱》的副主编,不是挂一个名,他每期都亲自看稿,改稿。常常到了快该发稿的日期,还没有合用的稿子,他就把经过初、二审的稿子抱到屋里去,一篇一篇地看,差一点的,就丢在一边,弄得满室狼藉。忽然发现一篇好稿,就欣喜若狂,即交编辑部发出。他把这种编辑方法叫做“绝处逢生法”。有时实在没有较好的稿子,就由编委之一自己动手写一篇。有一次没有像样的稿子,大概是康濯同志说:“老赵,你自己搞一篇!”老赵于是关起门来炮制。《登记》就是在这种等米下锅的情况下急就出来的。赵树理同志的稿子写得很干净清楚,几乎不改一个字。他对文字有“洁癖”,容不得一个看了不舒服的字。有一个时候,有人爱用“妳”字。有的编辑也喜欢把作者原来用的“你”改“妳”。树理同志为此极为生气。两个人对面说话,本无需标明对方是不是女性。世界语言中第二人称代名词也极少分性别的。“妳”字读“奶”,不读“你”。有一次树理同志在他的原稿第一页页边写了几句话:“编辑、排版、校对同志注意:文中所有‘你’字一律不得改为‘妳’字,否则要负法律责任。”树理同志的字写得很好。他写稿一般都用红格直行的稿纸,钢笔。字体略长,如其人,看得出是欧字、柳字的底子。他平常不大用毛笔。他的毛笔字我只见过一幅,字极潇洒,而有功力。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见到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刚成立,负责“宫务”的同志请十几位作家用宣纸毛笔题词,嵌以镜框,挂在会议室里。也请树理同志写了一幅。树理同志写了六句李有才体的通俗诗:古来数谁大,皇帝老祖宗。今天数谁大,劳动众弟兄。还是这座庙,(劳动人民文化宫原是太庙)换了主人翁!一九九○年六月八日载一九九○年第五期《今古传奇》

老舍去世4年之后,另一个当代作家赵树理也受尽折磨悲惨地离开了人世。人民一下子失去了两位自己的作家。“自己的”,我觉得,只有这三个普普通通的字分量最重,不必再说什么,一切意思和感情都包括在里面了。

老舍和赵树理,出身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创作道路不同,作品体裁不同,风格不同,语言不同,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们两人有着非常近似的地方。

他们都来自穷人阶层,都是底层里钻出来的;

他们勤奋一生,是一双“套不住的手”;

他们的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土生土长的小人物,一个叫祥子的人力车夫和一个叫李有才的农民,后来都成了闻名的人物;

他们酷爱各种各样的民间文艺和地方戏,对其中的若干形式,自己会唱、会写、会表演,而且以此相当自豪;

vnsr威尼斯城官网登入,他们都特别对自己的家乡感到骄傲,一个写了一辈子北京城,一个写了一辈子山西农村,他们的“北京味”和“山药蛋”味成了别具一格的重要文学流派;

他们热情,慷慨豪放,像一团火;

他们幽默,都是说笑话的能手,几句话,就能把大家乐得前仰后合,自己却一点也不笑。

他们都很谦虚,但在原则问题上眼睛里不揉沙子。对待自己非常严格,在生活上严肃,过着异常简朴甚至有点古板的生活。

甚至,连他们的死,都是那么近似,他们的耿直使他们根本没法明白1966年以后的事态究竟是怎么回事。

而且,他们的悲剧使许多许多同辈人和后人感到震惊和伤心,在心里产生了同样的问号

,大家都在琢磨同一个问题,教训何在呢?

老舍和赵树理互相很尊重,他们之间的友谊是极为深厚和真挚的。可以说,彼此很爱慕。老舍一生很少写文学评论,在他留下来的少数的几篇文学评论中就有一篇是评赵树理的。1960年赵树理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叫《套不住的手》,老舍当即写了一篇两千字的短文,题目是读《套不住的手》,文章虽短,但字字句句充满了老舍对赵树理的发自内心的喜爱和敬佩。文章一开始,老舍就说:“每逢读到赵树理同志的小说,我总得到一些启发,学到一些窍门儿”。

归纳老舍的意思,他得到的几点启发大概是:

第一、岁数越大,文字就越严整。看上去,赵树理的文字,好像来得一点也不费力气,事实上可是字斟句酌,没有轻易放过一个字。

第二、赵树理相当细致地描写了农村劳动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却是非久住农村而又热爱耕作的人不会写出的。写东西没有深厚的生活底子可不成。

第三、一些零散的事情本来并不相干,赵树理把它们用一条绳——那双手套--穿上,有起有落,避了琐碎,颇为巧妙,显出了艺术的手段。

第四、赵树理没有用任何标语口号去鼓动,谁读了他的这篇作品都会手痒,想干点什么;同时也会觉到懒惰是极其可耻的。这是形象的威力。

第五、赵树理的这篇作品不是小题大作,而是大题小作,篇幅不长,而意义很大。人应该以劳动为享受,手应该见了活就伸出去,带不住手套!创造世界全仗着一双勤劳的手,这就是赵树理细致地、生动地、亲切地通过小故事告诉读者的大道理。

第六、赵树理知道一大串老农陈秉正的事,假如他高兴,他可以写一大本《老农陈秉正传》,可是,他只由手套写到手,通过这双手,赵树理让读者看见了陈老人的最可爱的性格和品质。这也就够了,既不需要手套,也不须写一本传记。结论是:用够写一大本长篇小说的材料去写一个短篇。

老舍谈的这些赵树理创作经验,带有相当的规律性,的确很有启发性。单就第一条来说,在老舍身上就颇为灵验。大约3年之后,老舍自己开始动手写一篇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就是去年发表的那部未完成的遗作《在红旗下》。在这部作品中,人们不难看到:“年岁越大,文字越严整”,很有道理。据评论家们说:《在红旗下》的文字的确流畅而且精炼。可是,老舍在广州话剧会议上承认,写它的时候,真是苦不堪言,几乎每个字都要思索很久,足见他是“字斟句酌,不轻易放过一个字去”。这么看来,“年岁越大,文字就越严整”真成了规律。

老舍说完“每逢读到赵树理同志的小说,我总得到一些启发,学到一些窍门儿”之后,写了两句感人的话:“从字里行间,我还能看到他的微笑,那个最亲切可爱的微笑。”

老舍和赵树理的友谊是一种非常令人羡慕的友谊。他们两人在一起,一举一动都叫人看着亲切、温暖、可爱。而赵树理的微笑则是这亲切可爱的标志。

赵树理是个很有特点的人,他的一身农民气质由始至终都没有变。他的清贫的生活方式,他的特殊的生活习惯,常常成为朋友们茶余饭后谈论的好题材。赵树理听戏的时候,两只手从不停止活动,他把一双手的两个食指当鼓锤,敲着椅子,合着乐队的拍子,为演员伴奏,一心一意,身临其境,全神贯注,自己也成了这台戏的成员。赵树理的喝酒方式是华北大车把式的喝酒方式,一路走,一路喝,一个酒铺一杯,一仰脖,一饮而尽,不要任何佐酒的菜,把钱往柜台上一放,一句话不说,出了门,还能赶上往前走了的马车。赵树理非硬板床不能入睡,出国访问,只好锁上门,悄悄地睡在地板上……文人的幽默使这些趣谈显得格外亲昵。每当这种时候,赵树理总是在一旁笑眯眯地听着,老舍的眼睛也在眼镜后面闪着光亮。轮到赵树理抒情的时候,不管老舍的客厅多狭,他会扯着嗓子以震耳欲聋的高腔“喊”几段上党梆子,手舞足蹈,拍着大腿。在场的人,先是目瞠口呆,后是笑得喘不过气,直不起腰……何等融洽的气氛啊。

友谊除了帮助、批评、谅解,体贴,那能没有这些轻松和舒畅呢?

友谊是需要微笑的。

10年浩劫破坏了许多人间宝物,就连友谊也被糟蹋得不象样子了。需要鸣不平的时候,不能站出来说话;需要安慰的时候,不能登门问候。人与人的关系轻率地被搞成了敌人关系,为了避嫌,为了划清界限,只好彼此躲得远远的。最好的朋友要伪装成完全陌生的路人。更有少数意志弱者,抵不住压力,为了保存自己而出卖了朋友,搞得人人自危,谁跟谁都不敢说心里话,彼此防着一手。宁折不弯的斗士,为朋友说几句公平真话,往往要付出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

这种时代总算是过去了,真正的友谊又开始复苏。今天,在尝够了孤单、相斗、冷酷的大苦之后,真挚的友谊是多么需要重新倡导一下啊!

在老舍的话中,“在字里行间,我还能看到他的微笑,那个最亲切可爱的微笑”,有着何等细腻、何等丰富、何等深厚的感情。人情味儿多浓啊!

老舍有一次听说赵树理坐公共电车扭了膀子,十分放心不下,让我到老赵那里去看望。我去了,发现他的伤势很重,彻夜疼得不能入睡,回来赶快告诉了老舍。老舍立即打电话给中国文联秘书长,请他马上想办法送赵树理住院治疗。可我没有想到,几年之后,赵树理在山西被打断了肋骨,昼夜不能平卧,在极端痛苦和虚弱的情况下,还被拉着到处游斗,最后竟一头由三张桌子叠起来上面栽了下来……那时,老舍已经无法去护着赵树理了,他已不在人间,活着的老朋友们也都无法护着赵树理了;他们自己同样非常困难。一切都颠倒了,友谊何用?起码的人道何在?相比之下,关心朋友进医院这类根本不值一提的小事不是格外值得回忆吗?

几年前,赵树理的女儿来到北京为他父亲的平反奔走,谈到她们母女的窘境,听着无不凄然落泪。赵树理生前没有给他的儿女留下什么钱财。他不是交了党费,就是干脆不要工资。我曾多次代表老舍去过赵树理在北京住过的三处住所——霞公府宿舍、煤渣胡同里的南山胡同的小院以及大佛寺街路西的北房。对赵树理的房子的内部装饰可以一言以蔽之——四壁皆空。赵树理去世之后,他的老伴和女儿被赶回老家,一无所有。老赵的家乡栽着不少树,已经成林,其中有些是赵树理生前寄钱回来献给家乡人民的。正是这些树救了他的亲人。凭这些树,乡亲们谁也不信那些往赵树理脸上抹黑的胡说,他们接纳了孤儿寡妇。

听了这些诉说,老舍的那两句话,突然又涌入了我的脑海:“我还能看到他的微笑,那个最亲切可爱的微笑。”

今天,可巧,我接到西德福芝克福城寄来的两本新出的德文本,里面有德国朋友最近翻译的赵树理和老舍的小说。看着这些紫红皮的小书,我乐了。

多好啊,不仅老舍和他的老朋友看到了赵树理的微笑,全国的城乡都像那绿树成荫的山西小农庄一样看到了赵树理的微笑,就连遥远的世界的另一头也看到了赵树理的微笑,那个永远亲切可爱的微笑。

注:本文作者系老舍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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