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3件事让周总理对毛泽东透彻心服口服vnsr威尼斯

日期:2019-06-06编辑作者:vnsr威尼斯城官网登入

余以为以毛泽东思想为军魂的人民解放军有三大关键节点即:南昌、井岗、长征和三大殊勋:驱日、灭蒋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打出来的军威、国威。

尽管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要晚于毛泽东,但是在1936年10月中革军委扩大,毛泽东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之前,周恩来在党内的职务一直排在毛泽东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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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三大节点又以井岗山为最为重要,一是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二是经过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不同于其他任何武装的新型军队由此诞生;三是为毛泽东后来成为党的领袖奠定了基础。

是什么原因使风华绝代、国士无双的周恩来对职务原来不如自己的毛泽东心服口服,并极力把他推举为党的首要领导人呢?

成功实践造就杰出领袖,杰出领袖和党的领导集体带领广大军民进一步推进成功实践,这就是中国革命波浪式前进发展的辩证法。长征是气吞山河的英雄交响,只有广大红军官兵忠诚追随、奋力高歌,才能奏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乐章。 长征既是一部苦难史,也是一部胜利进军史。如同只有经过难以忍受的阵痛才能创造出新的生命一样,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长征的磨难和反思,才逐渐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摆脱了被动和困境,获得了新的生机活力,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光明前景。从红军1934年10月16日在华南渡过浅浅的于都河,直至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长征是如此紧密地与中国这段历史联系在一起。 列宁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形成这样的领导集体,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 从建党到开始长征,中国共产党在13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始终没有形成成熟、稳定的领导集体。这一时期,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先后主导中央工作和大政方针,广大党员和红军官兵不屈不挠、英勇斗争,虽然取得巨大成绩,但也遭受了一系列重大挫折。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使革命事业始终在胜利与失败、前进与后退的怪圈中徘徊。 特别是王明和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比前两次“左”倾形态更完备、危害更大。1931年1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米夫的直接干预下,26岁的王明和23岁的博古开始主导中央工作,实行错误领导长达4年之久。他们不了解中国社会,缺乏实践历练和政治、军事斗争经验,并把军事指挥权拱手让给了根本不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特点的共产国际派驻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能言善辩,常常引用凯撒、塔西佗、拿破仑等一连串名人的话语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吓唬和说服他人。他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就直接否定了毛泽东的经验和想法,傲慢地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红军必须开展常规战争,不能放弃一寸土地。李德深受伏龙芝军事学院盛行的德国军事理论的影响。他的主张与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冯·赛克特的想法如出一辙。当李德提出红军必须用自己的碉堡战和“短促突出”战术对付冯·赛克特的碉堡战时,军事失败的命运就已经注定。广昌保卫战,红军伤亡五千多人,这是红军有史以来遭受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随着战事发展,红军伤亡不断增多,根据地一天天缩小,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踏上了艰难求生、前途未卜的长征历程。 长征是党和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临的最为严峻的一次生死考验,要么生存发展,要么失败死亡。它比其它任何结果都更加有力地证明了“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破产,也比其它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成熟的领袖和正确的领导,以穿透种种思想迷雾和死亡陷阱到达光明彼岸。 真正的领袖不是自封的,而是在长期实践中自然形成的。长征初期,中央红军按照“铅笔划好的路线”直线前进,实施“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有时打了3天,才走4公里,有时几天几夜睡不上觉,精疲力竭,行动迟缓,损失巨大。湘江战役后,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多人,而且仍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事实证明,博古等人是不够格的中央领导人,无法带领红军官兵摆脱险境,走向胜利。黎平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改变了预定的行军方向,向敌人较为薄弱的贵州北部挺进,初步显示了毛泽东正确思想的影响力。遵义会议尖锐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并解除了博古在中央负总责的权力。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之一。稍后不久,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一个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正在孕育形成,并给中国革命带来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拥护,既与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重要职务,具有丰富政治军事斗争经验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与朱德一起锻造了铁一般的红军队伍,创建了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领导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一系列进攻和“围剿”,是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领导者和成功实践者,代表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人带领广大红军官兵成功进行了三大斗争,赢得了长征的胜利:一是与强敌斗,随势而变,快速机动,灵活作战,积极主动地调动和打击敌人,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直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冲破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取得了对敌斗争的胜利。二是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斗,穿越地球上最险峻的峰峦沟壑和荒无人烟的辽阔地区,爬雪山,过草地,忍受饥饿、寒冷的生理极限。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红军官兵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长征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三是与党内分裂行为斗,坚持向北进攻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和北上抗日的民族大义,坚决抵制了坚持南下退却逃跑并另立中央的张国焘路线,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为党所领导的革命大本营、抗日大本营扎根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 成功实践造就杰出领袖,杰出领袖和党的领导集体带领广大军民进一步推进成功实践,这就是中国革命波浪式前进发展的辩证法。 思想是闪电,行动是紧随其后的隆隆雷声。杰出领袖能够认清本质、洞察先机、带领军民走向胜利和辉煌,决不是由于上苍和运气的眷顾,而是用先进的理论、路线、战略和策略引领实践的结果。确认领袖,实质就是确认一种理论、路线、战略和策略对行动和实践的支配权、领导权。 王明和博古的“左”倾错误,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错误,深层根源是思想路线的错误。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样,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王明和博古等人以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理论”与实践脱离,他们的领导与群众脱离,他们的路线、战略和策略与客观现实脱离,这是导致党和红军在这一时期遭受重大失败、面临生死危机的根本原因。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先锋和楷模。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方法;反对抽象理解中国革命,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土地革命的策略原则;反对占领中心城市以夺取全国胜利,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等错误思想,提出了思想武装和政治建军的纲领原则;反对军事行动上的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提出了以反“围剿”为主要形式,依托根据地作战,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为主要内容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初步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路线方针、战略和策略原则。遵义会议后的长征实践,是对初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成果的一次全面检验。长征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成果的胜利。 长征是气吞山河的英雄交响,只有广大红军官兵忠诚追随、奋力高歌,才能奏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乐章。历史证明:党的成熟尤其是党的领导人的成熟,红军官兵的忠诚追随和英勇奋战,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真正的忠诚源于觉悟,坚定的追随来自认同。遵义会议后,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内民主、军队民主得到进一步加强。以前,红军官兵知道自己的使命是扩大和保卫土地革命的成果;长征途中,他们知道是在为民族解放和争取中国革命胜利而战,知道自己的行动方向和目标,因而情绪高昂、意志坚定,忠诚追随毛泽东和新的领导集体指明的正确方向前进。在四渡赤水时,一个13岁的红军小战士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他爬山越岭,拼命追赶,饥渴难耐时以自己的小便解渴,三天三夜后终于回到大部队行列;过草地时,红军炊事员都知道向北向南问题,尽管面临饥饿、寒冷甚至死亡的威胁,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背起铁锅,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南下逃跑主义,沿着毛泽东等人指明的北上创建革命根据地、坚持民族抗战的方向前进,表现了广大红军官兵的铁的忠诚和铁的信念。 忠诚追随不仅体现在政治方向上,还突出表现在军事行动中。广大红军官兵用绝对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的铁的誓言,用不怕流血牺牲、勇于夺取胜利的铁的担当,生动诠释了忠诚追随的丰富内涵。1935年10月15日,中央红军即将到达陕北吴起镇而胜利结束长征,此时陈云正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报告长征情况,他在谈到长征胜利的原因时说,在红军部队中,党员占了百分之四十,连长以上的指挥员一律都是共产党员。每次战斗前,连队的党员都召开会议,选出后备指挥员,大约有四五个人。如果连长在前线受伤或者牺牲了,队伍不会跑散,因为第一后备连长会立即挺身而出;如遇不幸,第二后备连长又会代替他,一个接着一个。红军将士以巨大牺牲和辉煌战绩书写了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领袖的坚定追随。 长征是一部由血与火、力量与智慧写就的伟大史诗,是承载中国共产党人生命密码和精神基因的历史宝库。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是一次新的长征,需要全军官兵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不断推进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

其次是长征,正因为重大失败,使毛泽东成为领袖的进程大大加快(如果没有长征,从不怀疑毛泽东仍然会成为党的领袖,但估计会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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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南昌只是武装暴动打响的第一枪,因此成为人民军队的生日,仅此而已,其纪念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这就要说到三件事。

有了前面三大节点,后面的三大殊勋就成为必然了。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中共不得不拿起武器,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毛泽东分别领导了南昌起义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七绝

本来南昌起义部队主要是精锐的正规军,而且名将如云,兵强马壮,可是几个月后就被国民党军打散。

南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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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义部队里,几乎没有名将,部队也是一个团的正规军带着一大帮民军,只有一介书生毛泽东带着几个一开始就不听他话的如余洒度等职业军人,可是毛泽东利用自己前委书记的位置,做说服工作,把几乎被打散的队伍带上井冈山,而且在井冈山上干得有声有色。

几十年后,毛泽东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从南昌起义算起时,周恩来还有些羞愧地说:“还是从秋收起义算起吧。南昌起义虽说早些,可是失败了。”

这是第一件事。

在中共六大上,周恩来作了军事报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在很长时间里,实际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向忠发、王明等没有实际工作的能力),其中包括军事工作。

而此时,毛泽东与朱德所领导红四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的也是最有影响的一支武装。1929年2月7日,周恩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给朱毛红军去信(即“二月来信”),信中对国内形势采取悲观的看法,要求红军武装化整为零散布到农村,不要有超过500人以上的武装,另外要朱德、毛泽东必须离开红军。

对此,毛泽东回信,认为二月来信对形势的判断太悲观,把红军散布于乡村,让朱、毛离开红军,以为这样才保存革命力量,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对于毛泽东这些直言不讳的言论,周恩来没有生气,而是进行认真分析,取消了让朱、毛离开红军的想法。

后来红四军内部发生前委与军委关系的争论,甚至毛泽东被大家从前委书记的位置上选了下去,于是周恩来让红四军派得力干部到上海汇报,在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后,周恩来马上明白毛泽东的许多做法是正确的,于是以他自己的谈话精神为主,并经他本人亲自审定的“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要求陈毅回红四军后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前委书记的位置。古田会议的思想,也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共同智慧的结晶。

这是第二件事。

周恩来1931年底从上海来到苏区,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之前,这个位置一直由项英代理。在周恩来到达之前,还由毛泽东代理过几个月。下车伊始,周恩来遵照上海临时中央的指示,布置红军打赣州。对此,毛泽东坚决反对,认为赣州易守难攻,很难攻下。周恩来怕他说的片面,就要找一位前线指挥员问问。

结果真来了一位前线指挥员——彭德怀,彭德怀好战心切,不但赞成打赣州,而且说自己的红三军团包打一切。可最终是红三军团打赣州一月未克,损失惨重,最后不得不请毛泽东来参与解围,把预备队红五军团带来才免于全军覆没。

毛泽东在红军撤围赣州后,冷静地分析敌我形势以及红军的任务,提出进攻漳州的建议,这一次周恩来没有反对,放手让毛泽东带领红军东路军远征漳州,结果取得巨大胜利,获得的物资不但缓解了苏区中央局和红军的经济困难,而且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是第三件事。

由此,周恩来才真正了解到,听毛泽东的就胜利,不听毛泽东的就要失败,从而对毛泽东心服口服。

漳州战役后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周恩来反复劝说也没有使之参与军事指挥。

长征之前,毛泽东申请留在赣南打游击,周恩来闻讯亲自赶到毛泽东驻地,力劝他参加长征;遵义会议上,作为主持人,周恩来制止李德的辩解,让张闻天、毛泽东畅所欲言;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名义上是周恩来的助手,但是周恩来对毛泽东言听计从;当博古对于遵义会议很有意见,态度消极的时候,周恩来又找他谈话,说明中国革命必须要找一位熟悉农村,又有军事才能的人来当领袖。自己与博古虽说都有才华,但是说到军事才能,有自知之明的话就知道自己不懂军事,行伍出身的人对自己不一定服气。

而毛泽东确实是一位帅才,希望博古与毛泽东捐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为了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的大局。博古听后,马上放下包袱,投入到积极的工作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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