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号角吹响了,周恩来曾外祖父青城山

日期:2019-05-06编辑作者:vnsr威尼斯城官网登入

周恩来在庐山和延安之间穿梭。带着庐山的雾气,他在六月十八日回到延安,和毛泽东商讨蒋介石提出的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问题。刚刚有了眉目,蒋介石于六月二十六日又给周恩来发来电报,邀他再上庐山。于是,周恩来带着在延安起草的新文件,和博古、林伯渠一起,于七月四日到达西安。就在周恩来一行到达上海的那一天,形势急转直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在北平的南大门卢沟桥附近,日本侵略军突然向驻守在这里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奋起还击。卢沟桥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枪声,标志着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开始。
  第二天,消息传到延安。
  那时候,整个局势会怎样发展,还不十分明朗。这以前,日本在华北已曾多次制造过地方性的武装挑衅事件。卢沟桥所发生的,究竟是一次地方事件,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全面军事进攻的开始?许多人一时还不能看得那么清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却立刻作出判断: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必须立刻旗帜鲜明地喊出这个口号。
  七月八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刚刚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①
  这是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的基本政治口号。这个口号,成了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及时地提出这种具体目标,是谈不上政治领导的。
  国民党政府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鉴于自身的统治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也在进行抵抗侵略的准备。但他们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他们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了,在国共合作的谈判中不断横生枝节,使谈判迟迟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当时在延安担任军委参谋长的萧劲光回忆道:“国家的危亡迫在眉睫,而我党与国民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具体问题的谈判却迟迟没有结果。我们在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针毡,焦虑万分。”②

  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革命根据地周围的情势稍形平静,朱德获得了一次学习和休整的机会。这在他长期的戎马生涯中是很难得的。他阅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历史著作,回顾并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参加“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研究会”,在红军大学教授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

  那一天——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天。所谓“八年抗战”,就是从这一天算起。这天夜里十时,位于北平西南十五公里处、宛平县境内的卢沟桥,一片紧张气氛,正在那里进行军事演习的日军,声称有一名士兵失踪,需进入城内搜索。国民党军队理所当然地拒绝这一要求。八日凌晨四时,卢沟桥畔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当地国民党驻军二十九军吉星文团长率部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七月八日晨,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急电庐山,向蒋介石报告“卢沟桥事变”。这一回,蒋介石的态度比六年前“九一八事变”时要好得多了。他在当天,致电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鲜明地指出:“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这与“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发给张学良的“我方应不予抵抗”的《铣电》,迥然不同。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沉着冷静的态度,进行总揽全局的考虑和部署。七月十四日,他在内部发出指示,提出当前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包括两个方面:“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③
  毛泽东深知,要促成蒋介石下定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单靠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全国造成一种声势。毛泽东指定南汉宸,以毛泽东及红军代表的名义同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他自己在七月十四日至二十日间四次写信或致电给阎锡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他又指定张云逸奔走两广当局之间,“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④他还和张闻天一起致电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他们要求各事,我们都同意,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⑤
  在推动蒋介石下定抗日决心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自身积极地进行抗日参战的一切准备,并表明愿同南京一道去做。七月十三日,在延安召开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紧急会议,毛泽东到会动员,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十四日,毛泽东等致电叶剑英,要他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⑥十八日,延安召开市民大会,毛泽东到会讲演。据当时报纸记载:“演词激昂,听众均磨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⑦
  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共产党的积极主张,一扫国内的沉闷政治空气。要求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热情空前高涨,到处沸腾起来了。“各地的大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各地党部,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及各地方的军政长官,也表示了他们的积极,提出了抗战的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到处要求行动的统一,并且到处组织了这类统一救亡的组织,这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⑧
  七月十七日,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十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⑨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大的进步。
  蒋介石谈话发表后,毛泽东很快就表示欢迎,他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⑩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蒋介石在对内政策上没有提出任何改进措施,特别是没有宣布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没有改革旧的政治机构,没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对中国共产党仍不允许公开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局势越复杂,对毛泽东说来,仿佛倒越能显示出他善于在千头万绪中迅速抓住要领的本事。蒋介石庐山讲话后不到一个星期,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两套不同的办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又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三)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四)抗日的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六)国防教育;(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另一套是同它相反的办法。毛泽东指出:实行前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后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他表示: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文章又指出,为了这样做,“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他强调:“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⑾这几句话正是对国民党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正如英国记者贝特兰所说:“是很坦白的,而且非常诚恳的。显然他注重的并不是指摘‘缺点’,而是坚持他认为更好的政策,他的正面主张是很充足的。”⑿
  在推动国民党进行全国性抗战的同时,红军参战的实际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已向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下达“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同时要红军各路将领到云阳集中,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聂荣臻回忆道:“到七月中旬,尽管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⒀
  随着华北局势日趋严重,蒋介石仍不肯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但几番催促红军迅速出动。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决定:“红军八月十五日改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但红军“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⒁。

  这时全国的局势发展得很快。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把侵略势力迅速伸向华北,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国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年十二月九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要求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新高潮,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决议中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且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表明国共关系在严重民族危机下已发生重大变化。

  毛泽东也迅速作出了反应。延安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由于红军即将开赴前线,一个新的问题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红军在抗日前线应该怎样作战?这时周恩来、博古已赴云阳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他们,对会议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发展游击战争提到突出的地位。这是一个有着远大战略眼光的创见。电报说:“(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⒂
  同一天,毛泽东和张闻天又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针对蒋介石已经表露出来的准备将红军分割使用、同日军硬拼消耗、逐步给以削弱以至消灭的企图,提醒他们:“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⒃这些意见,对红军改编后保持独立性和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有重要意义。
  七月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平津的失守是‘九一八’后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失,这使中国失去华北与中国西北部的最重要的屏障”⒄。接着,日军沿平汉、平绥、津浦三条铁路作扇形推进,向华北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在日军的进逼下,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⒅。中共中央决定由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往。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又电请朱、周、叶到南京后代表中共提出对整个国防问题的建议,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这个方针是中肯的,是切中当时国民党军队战略上的弊端的。意见中还说:“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意见最后强调:“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⒆
  五日,毛泽东收到红军总部从云阳发来的《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主张:我们对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求足够的补充与使用兵力的自由;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给便于作战的察、绥、晋三角地区与便于补充联络的后方。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回电中强调: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应该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要求指定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而不是三角地区,作为协助友军作战的地区;“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同时,要求本着“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⒇。显然,毛泽东对红军作战方针及兵力使用等问题采取慎重的态度。
  他所以一再强调这些问题,除考虑到对日作战的长期性和红军自身的特点外,还由于看到蒋介石对待国共关系问题上已表现出许多不正常的现象:一面要红军全部出动,一方面却在陕甘一带部署了十个师兵力。不久前在南方游击队改编时又出现闽粤边部队被国民党军队诱骗缴枪的事件,毛泽东认为这是“极严重教训,红军各部都应引为深戒”(21)。他还认为:“平津失陷后蒋之困难更加,但抗战决心与合作诚意增加至何种程度待尔后证明,此时宜缓不宜急,缓则有效,急则无功。”(22)
  由于红军出兵在即,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又未必完全一致,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平津失守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进行一次全盘的讨论,统一思想。他提出:“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23)
  当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一时来不及集中,因此,八月九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先开了一次会。
  这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由张闻天作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他十分明确地断言:“应估计大战已经到来,新的阶段在七月七日晚上即已开始。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对国民党的状况,他采取有分析的态度,说道:“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离彻底转变还远”。“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是危险的。但这还要很多的工作才能转变,应战主义实际是节节退却”。谈到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时,毛泽东说:“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在反倾向问题上,毛泽东同意张闻天报告中所指出的:“一是急躁病,二是适应国民党的适合主义”。提出要“保持组织的独立性、批评的自由”。(24)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八月五日和张闻天一起发出的电报中说的是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而在仅仅四天后的这次会议上他却谈到“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可见,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是他在红军出动前夜这个关键时刻反复思考的关键问题。
  这次会上,毛泽东还对七月二十三日文章中的抗日八项办法提出补充,初步形成“十大纲领”。四天后,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时,将这个文件交给她。海伦后来回忆:“毛泽东拍案而起,他满面通红,两眼闪光地说:如果有南京政府的合作,这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他愤怒地重复着后一句话。”(25)
  这次会议为十多天后召开的洛川会议做了准备。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日本侵略者指挥的伪蒙军正向绥远大举进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奋起抗击,取得了重大胜利。十一月二十日,朱德同毛泽东联名致电傅作义,称赞他“孤军抗战,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吾人深信,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同月月底,朱德率领红军总部抵达陕北保安县,同中共中央会合。十二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等暨全体红军发表《致蒋介石书》,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就态度而言,毛泽东比蒋介石更坚决;就影响而言,蒋介石比毛泽东更大——因为国民党的军权在蒋介石手中,而国民党军队在当时比红军要强得多、大得多。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致电蒋介石,全文如下:  

  红军各部已陆续准备就绪,随时准备开赴前线。但是,在南京的谈判却并不顺利,国民党方面在各种问题上诸多留难。直到八月十三日淞沪抗战爆发,谈判才出现转机。
  日本军队的大举进攻上海,使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使蒋介石感到不得不进行全国性的抵抗,否则自身的统治也难以保持,于是,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周恩来后来回忆:“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指蒋介石)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26)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同国民党经过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这时,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已陆续赶回陕北。中共中央认为在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由于会议要讨论军事问题,吸收了前方主要将领参加,实际上成为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从延安出发前往洛川。会址设在洛川城郊冯家村的一所小学里,这是一个比较偏僻而安全的地方,又正处在延安同前方将领所在的云阳的中间。毛泽东住在村中一座破庙里。萧劲光回忆说:“党中央就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小村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27)
  洛川会议是在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的。会议的议程是:(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并作了多次发言。
  他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现在已经开始政府的抗战,而且得到人民的拥护,但人民还没有大规模地参加,这就成为现在的弱点与今后的任务——使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28)
  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他提出了五条:“(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并且说明:前四条是要实现的,后一条是要争取的。他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这种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的“相对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29)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明确地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前期,经历过两次战略转变:第一次是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这个转变曾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二次是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毛泽东一年多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后一次战略转变时说:这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是在敌人、友军、战场都有变化的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30)这一转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关系非常之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红军还没有开赴前线的时候,在仔细考察并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后,便明确地及时地提出要实行这个战略转变,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关于国共关系,他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31)。
  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大本营。这支部队称为留守兵团,以后在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议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讨论。来自不同岗位的与会者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地游击战及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对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会上有些不同意见,但由于红军急于出发,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出席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
  “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32)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会议决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加为十一人,书记是毛泽东,副书记是朱德、周恩来。
  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认为这次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在发言中作了说明:“两个政策,两个前途——单纯政府的抗战政策与我们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政策。争取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前途,避免大分裂、大叛变。”“目前极需要把国共两党区别清楚。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与国民党单纯抗战的区别。”(33)这些,同他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中的看法是相连贯的。以后一个月中的种种事实,使他对问题看得更清楚了,意见也更完备了。
  洛川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在八月二十七日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座谈会所讨论的,是毛泽东正在思考中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讨论的题目中,第一个就是: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先作了说明。他说:“两个阶级的企图,各在自己阶级立场上出发。”“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他把这一次国共合作同第一次作了比较,认为那时孙中山、廖仲恺所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要勇敢些,现在的国民党当局更胆小些,更小气些,而且是自觉地来限制我们。他们正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有计划地吸引共产党,从各方面影响你,以几千条线索来套我们。我们有些人容易上当,要有自觉,要使农民与小资产阶级随着我党走。国民党内也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来解决。”(34)他在座谈会结束时着重强调,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投降主义倾向,要注意对党内加强教育。
  为什么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当时已经出现的大量事实在他头脑中引起的反应。两个月后,毛泽东回顾这一时期的情况:
  “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国民党关于‘共产党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广泛宣传,蒋介石关于统制共产党的企图,国民党对于红军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七月庐山训练班提出的‘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某些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以章乃器为代表),等等情况。”
  “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的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35)
  由于存在着这两方面的严重的情况,他认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民族的和阶级的投降主义。否则,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就可能被国民党吸引过去,被溶化或消灭掉,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前途也会被葬送掉。

  争取和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的工作这时正在顺利开展。十二月十二日,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发生。主张抗日、反对“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前去催逼他们“剿共”的蒋介石,对他实行“兵谏”。几天后,蒋介石向前去看望他的周恩来当面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①。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  

  由于大敌当前,放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前的最紧迫的现实课题,还是红军迅速完成改编,开赴抗日战争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八月二十二日,洛川会议的前一天,蒋介石正式发表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命令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
  为了在组织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九人组成。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毛泽东代理主任。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由洛川回到延安。
  这时,红军主力师已改编完毕,从九月二日起,陆续从山西开赴华北前线。
  同日本军队作战,对八路军来说,是一次新的严峻考验。红军虽然已有十年内战的经验,但从来没有同具有现代军事装备的帝国主义国家军队交过手。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虽已在洛川会议上确定下来,但还需要在实战中充实、检验和完善。八路军出动到华北作战的情况如何,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因此,洛川会议结束后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几乎以全部精力指导八路军在华北的作战。
  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是毛泽东在八月中旬已经确定下来的。为什么先开入山西?毛泽东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山西是八路军开赴前线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临下地俯瞰河北平原的地方,可以有力地牵制华北日军的行进。凭借山西宽阔、险峻而复杂的地形,不仅有利于阻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前进,而且有利于八路军开展山地游击战,消灭敌人。正如任弼时所说:“山西方面地形交通限制了敌人的长处,恰又补足我们的短处,便利于我们的防守,持久斗争与打击敌人。”(36)第二,山西是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的统治地区。他同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之间既有联系,又有错综复杂的矛盾。日本侵略军攻陷平津后向山西大举进攻,严重威胁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的军队开入山西,又使他深恐自己的地盘将落入他人之手。因此,他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想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做他的暂时同盟者。早在一九三六年底,中共党员薄一波等经北方局同意同阎锡山建立了联系。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又答应毛泽东向他提出的建立公开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要求,并且同意八路军经山西开赴前线。第三,当时国民党企图将八路军“分割”使用,规定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到代县附近下车,开往蔚县一带集中。另外一个师沿陇海铁路转平汉铁路到河北徐水下车,开往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敏锐地察觉:这样做,是“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37),“包含着极大阴谋,决不能认为有利,坚决不能同意”。(38)因此,他提出“红军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39)把八路军三个师都放在山西,以便于统一领导,相互策应,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遇不测。
  为了落实八路军进入山西作战的事宜,九月初,毛泽东派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到太原同阎锡山当面商谈,可见他对这次行动的极度重视。
  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八路军开入山西后的作战区域问题。这就像下棋一样,开始时的布局是否恰当,对以后局势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八月初曾考虑八路军出师后集中部署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但当八路军开赴出西时,华北局势已发生变化。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强大的钳形攻势:在北路,沿平绥铁路西进,在攻占张家口后折而南下,已于九月十三日占领晋北重镇大同;在东路,沿正太铁路向西推进;准备两路会合,夺取太原。如果仍按原有设想行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可能使八路军的全部主力陷于日军的钳形包围圈内,这当然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看清山西战局可能发生的这种重大变化,及时改变原定部署,要求将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部署在晋东北、晋西北、晋南,再图发展。他在九月十六日致电正率领八路军总部准备东渡黄河的朱德、任弼时提出:“拟以百十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区。以百二十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40)这几个地区,后来成为八路军在山西敌后坚持抗战的主要支撑点。
  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对改变部署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41)两天后他又提醒:“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42)
  在八路军出师后不到半个月内,毛泽东根据局势的发展,及时调整了八路军作战区域的部署,这对八路军实行战略展开,合理布局,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意义。
  八路军开赴前线后,毛泽东关心的另一个焦点是:部队在实战中能不能坚定不移地执行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
  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红军在十年内战后期已习惯于正规军和运动战,一时不容易改变过来;还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人十分兴奋,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聂荣臻回忆道:“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他(引者注:指毛泽东)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43)毛泽东还担心:“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44)
  对关键性问题,毛泽东历来是紧抓不放的。在九月中下旬,他接连五次致电前方,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他强调:“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45)
  九月二十五日,他又致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明确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应环绕于游击战争。他指出:“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46)
  为了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必须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如果游击战争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同当地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相脱离,不能取得他们的全力支持;那末,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且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是不可能做到的。不久,毛泽东在总结华北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关系时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47)
  毛泽东的反复阐明和耐心说服,使许多干部加深了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高度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受命之际,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感到很重要,很亲切,特别是对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更为明确了。同时也觉得,他的这些电报,对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唯恐在行动中由于思想不统一而出现偏差。”(48)
  毛泽东在战略方针的重大决策一旦作出后,确实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因某些一时或局部的因素而轻易改变这种决心。同时,他又密切注意研究变化着的情况,不断总结经验,使作出的决策得到丰富和完善,使它更符合实际情况。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利用有利的时间和地形条件,集中兵力发动平型关战斗,取得了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战斗前,毛泽东已同意前方提出的想以一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的意见(49)。战斗胜利的喜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这一胜利。根据平型关战斗的经验,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八路军作战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50)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51)以后,他在《论持久战》中,总结十个月来华北抗战的经验,把八路军作战的战略原则确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52)这个提法,同洛川会议的规定是前后一贯的,而在具体表述上又更加完备了。
  十月初,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日军占领保定,河北正面战场的抗战基本结束。在侧翼遭受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放弃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退守太原的北方门户忻口。
  为了协助友军作战,毛泽东仔细研究华北战局后,在十月六日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要他们转告山西军事当局:敌人占领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因此龙泉关、娘子关两点应集结重兵坚守,以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在正面忻口地区的守备和出击中,出击是主要的。并提出: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主力将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忻口地区日军的侧后纵深地区;一二九师主力或全部将使用于正太铁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作战。(53)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各主力师在忻口战役期间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行动。第一二○师一度收复雁门关,伏击日军辎重部队,截断了从大同经雁门关到忻口的交通。第一一五师主力夺回平型关,并收复涞源、定县等七座县城,切断了日军从张家口经平型关到忻口的交通线。忻口前线日军只能主要靠空运来维持给养。第一二九师陈锡联团又在十月十九日乘黑夜突然袭击阳明堡日军机场,焚毁日机二十余架。日军的机械化部队的行动,依赖后方供给的程度很大。八路军各部队的行动,使日军的后方补给线陷于半停顿状态,对正面防守忻口的友军是有力的配合和援助。
  在忻口战役期间,右翼晋军有十个团拨归朱德、彭德怀统一指挥。毛泽东就如何对待这部分友军,在十月四日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叮嘱道:“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54)毛泽东要求他们对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彻底执行这一方针。在东线,当娘子关告急时,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也救出了被日军包围的友军曾万钟部一千多人。
  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将南下的日军主力挡住了二十一天。这次战役,也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密切配合作战最为成功的一次。由于国共双方在这次战役中诚意合作,取得了较好的战果。
  十月中旬,日军主力占领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进,包抄忻口的后方。二十八日,娘子关失守。三十一日,阎锡山下令放弃忻口。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场的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正确的领导,在于能有预见。毛泽东自己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生动地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55)抗战爆发以来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毛泽东显示了他对未来事态的发展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新问题都能及时提出明确而切合实际的对策,这就表现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基本上实现了国内和平。中华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翌日,彭德怀等“率人民抗日红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又发表致蒋介石通电,表示:“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这份电报公开表明,为了抗日,红军的红帽子要换成“国民党帽子”了。大敌当前,国共同仇,卢沟桥的枪声,促使了蒋介石和毛泽东迅速接近——尽管他们之间还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  

  ①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解放》第1卷第10期,解放周刊出版社1937年版。
  ②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0页。
  ③ 毛泽东致张云逸的电报,1937年7月14日。
  ④ 毛泽东致张云逸的电报,1937年7月15日。
  ⑤ 洛甫、毛泽东致叶剑英的电报,1937年7月9日。
  ⑥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致叶剑英电,1937年7月14日。
  ⑦ 《新中华报》,1937年7月19日。
  ⑧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52页。
  ⑨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编印,第1064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44页。
  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46、348页。
  ⑿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111页。
  ⒀《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38页。
  ⒁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937年7月28日。
  ⒂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937年8月1日。
  ⒃洛甫、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1日。
  ⒄《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50页。
  ⒅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37年8月1日。
  ⒆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电,1937年8月4日。
  ⒇洛甫、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博古、林彪、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5日。
  (21)毛泽东致叶剑英、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4日。
  (22)毛泽东、洛甫致周恩来、博古并告叶剑英电,1937年8月1日。
  (23)洛甫、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8日。
  (2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9日。
  (25)《一个美国女记者在中国的冒险(续)》,《瞻望》,1985年第48期。
  (2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95—196页。
  (27)《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2页。
  (28)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4日。
  (29)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
  (3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51页。
  (31)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8月22日。
  (32)《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4页。
  (33)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4日。
  (3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7日。
  (3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92页。
  (36)《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37页。
  (37)洛甫、毛泽东致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18日。
  (38)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937年8月18日。
  (39)毛泽东致张冲转朱德、周恩来电,1937年8月17日。
  (40)毛泽东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9月16日。
  (41)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电,1937年9月17日。
  (42)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9日。
  (43)《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59页。
  (44)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45)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46)毛泽东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1937年9月25日。
  (4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18页。
  (48)《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60页。
  (49)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50)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9月29日。
  (5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78—379、500页。
  (5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78—379、500页。
  (53)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电,1937年10月6日。
  (54)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10月4日。
  (55)《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00、201页。

  但是,形势的发展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却遭到蒋的软禁。国民党中央军顾祝同部正准备从潼关向西安推进。大局一时还没有完全明朗。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现在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应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反对内战”②。二月一日,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向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明确表示:“红军之主张完全与全国人民一致,用全力谋国内各党派、各军队之联合,共同向着中华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而不愿自相残杀之内战再延一时一刻也”。他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将领遵守原已许诺的“国内和平之新政策及撤乓之命令”,并声明已“将红军各部队停止于苏区边境,对苏区邻近之各国民革命军部队不加以任何攻击,确守互不侵犯原则。不论过去曾否与红军敌对之部队,一律以友军看待,静待联合抗日局面之成立。”③当时,国民党正准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为了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在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保证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在二月二十一日通过了一项事实上接受中国共产党提议的决议案,在国共合作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日本内阁会议则在七月十一日发表就卢沟桥事变作出的决定:“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我们认为,不但必须最迅速地恢复华北的治安,并且有必要使中国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日本内阁的颠倒黑白的决定,在中国激起了公愤。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朱德在会上发言,指出:“现在是红军新阶段”,“自‘九一八’事变后,红军即发表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抗日的协定,获得了很多人的同情。现在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任务是联合全国力量打日本。”为了实现这个转变,“对于友军工作与群众工作,不要用老一套[方法],对友军要开诚布公,影响他们、推动他们抗日;对于群众工作,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门打开。”④将要到来的全国抗战会是一场怎样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对日作战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战术?朱德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八月十三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来到了国民政府的“夏都”——庐山。  

  他强调指出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群众力量的组织动员问题,说:“据我们的经验与估计来看,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半载与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会很宽。那么我们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就是预备军的动员如何,预备军的组织如何。”因此,他强调:“首先应争取民主制度的实现。否则一切全是空的。”“必须改善群众的生活,才能增强抗日的力量。”⑤他认为游击战争将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起重要的作用,指出:“游击战争是抗战的一个力量”;“党校与红大要加强训练游击战争的干部,以后要派一批干部到地方去当教师,游击队的队长、政委主要要从当地创造”,“在游击战争的实践中是可以培养出这方面的干部的。”他还指出:“在没有大山的地区也可以依靠群众,利用村庄、地沟、山边等有利地形打游击。有把握的就打,没有把握的就不打。最要紧的是要争取最大多数群众。”他总结了过去军队工作中的两个教训:“一是大革命时代的教训,只做上层工作;一是大革命以后,只做下层工作、破坏工作。现在,我们要打入进去,上层、下层都要做工作,不做破坏工作,只准备进行争龋”⑥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军委组织了一个军事研究委员会,“目的在于提高红军军事学识,总结国内战争的宝贵经验与学习新的军事知识,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其重要任务在于研究对日抗战、目前军事教育、国内战争经验教训各项问题,并拟具体意见提交执行机关。”⑦这个委员会由朱德、毛泽东、林彪,萧劲光、李德五人组成,朱德任主任。

  这时,庐山上大员、名流云集,内中许多人胸前别着圆形白底蓝色“五老峰”徽章。这特殊的徽章,是特殊会议的特殊通行证。这特殊的会议名曰“庐山谈话会”。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要员、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各界名流,共二百三十一人。谈话会在庐山牯岭市街附近的牯岭图书馆大礼堂里举行。会议由蒋介石、汪精卫主持。  

  这个时期,朱德和红军其他领导人为了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后来,朱德说:“当我们由内战进入抗战时,面对着的敌人是日本军队,我们便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提高,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

  虽说周恩来上了山,如他所言:“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周恩来还说,这个谈话会“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做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战火正在山下燃烧,抗日成了庐山谈话会的中心议题。就连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头目汪精卫,此时在谈话会上也大谈抗日:自“九一八”以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成为全国一致的口号……最近卢沟桥事件突发,危急情况更加严重,根本方法仍是精诚团结,将全国的心力物力溶成一片。  

  ⑧一九三八年发表的朱德的重要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反映了他在这段时间里研究的成果。这部著作对抗战初期敌后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抗日游击队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宴会上汪精卫还发表了一通十分动听的祝酒词:我们现在耳朵里听着卢沟桥的炮声,眼睛里见着前线战士的拼命与战地人民的受苦,实在没有可以开颜相向的理由,但是想起在环境艰苦中,培养元气,生机不断,精神不死,实在可使我们感激奋发。谨此理由,满举一杯,祝各位先生健康。引自徐炳升《一九三七年庐山谈话见闻》,《上海文史资料》,第四十四辑。蒋介石呢?七月十七日,他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有这一段话,在当时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如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段蒋介石语录,当时写遍中国的大街小巷。这是蒋介石对于抗日的最明确的表态。也就在这次演说中,蒋介石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倒十分真实: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承认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的力量要有忠实的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知道再不抗日不行了。但是,要抗日就要联共,对这一点他仍很犹豫,国内团结的形势仍蒙着一层阴影。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朱德接见前来延安访问的美国学者T·A·彼森时指出:“中国要打败日本,必须靠全国的工人为农民的力量。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开展这场群众运动。因此,南京必须跟我们合作。这场战争必定是一场总体战,甚至全中国四万万人都不够。国民党如果以为只要用它的精锐正规军再加上西方帝国主义的援助就行了,那它是打错了算盘。那它是不明白,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是不能打败现代化的日本军队的,只有群众性的人民抗战才能打赢这场战争。”⑨尽管蒋介石还在犹豫,日本军国主义者全面侵略中国、“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的“根本国策”己定。六月三十日,日本近卫文麿担任首相后,就采纳扩大侵华战争的建议。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驻北平的日军制造借口,向驻守北平西南郊宛平县城的中国军队突然发动进攻,中国驻军奋起还击。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

  蒋介石这段话,说了自己为什么“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即“不抵抗主义”的原因。蒋介石的另一段话,说出了这次采取抗日态度的原因:我们的东四省东四省当时是指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故都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也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了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的整个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抗日战争的号炮响了,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从此开始。

  蒋介石这番演讲,极为重要,表明他抗日的决心。照理,这一回庐山国共谈判应该顺利,却出乎意料变得异常艰难。谈判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和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之间进行。周恩来带着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上山,蒋介石改了两句,却又扔在一边。蒋介石在许多问题上“加价”,弄得周恩来颇为为难。内中最明显的是关于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权问题。上一回,蒋介石提出红军改编之后,由“政训处”指挥。周恩来当即表示疑惑不解,问道:“委员长,政训处何能指挥部队?”蒋介石傲然道:“我是革命领袖,我要他们指挥,他们就能指挥。”这一回,蒋介石又改口说:“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显而易见,蒋介石故意提出的“周正毛副”,这是中共所无法接受的。周恩来无奈,在山上给蒋介石写了一信:“此与来(注:周恩来自称)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可是碍此后各事之进行。”蒋介石依然我行我素,不把中共放在眼里。  

  卢沟桥事变在全国人民中立刻掀起了新的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的热潮。

  那些日子,毛泽东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矛盾论》。接到周恩来发自庐山的电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反复无常,怒气冲冲。他决心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七月二十日,署名“洛、毛”的电报,从延安发给庐山上的周恩来: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站在这个爱国运动的最前列。七月八日,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发表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日,朱德、毛泽东和其他红军将领联名致电驻守在平津一带的第二十九军领导人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指出:“日寇进攻,全国震愤,卢沟桥之役,二十九军英勇抵抗,全国闻风,愿为后盾。敢乞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不让日寇侵占祖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红军将士,义愤填胸,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⑩通电发出后,红军立即从事开赴抗日前线的行动准备。七月十一日,驻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电请中共中央先派先遣师东开河北,援助二十九军抗战。同天,毛泽东、朱德就这个问题致电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甲、中日战争有扩大之势,已由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向蒋交涉红军调赴河北应战。第一步拟派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各改为团,加上骑兵团,编成一个小师先行派去,主力编成后去。请即令二十八军、三十二军两部加以训练,准备从他军补给该先去部队子弹;二十七军即开洛川,暂维交通。乙、红大增加抗日课程,准备派出。”(11)十三日,毛泽东、朱德召开延安市共产党员和各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号召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战前线”去。

  周转林:  

  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电令红军各部:限十天内完成各项抗日准备工作,听候出动命令。并要叶剑英通过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己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好与长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打其后方。”(12)同一天,朱德为红军奔赴抗日前线题写下了誓词:“日本强盗夺我东三省,复图占外蒙,又侵我华北,非灭亡我全国不止。

  甲,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  

  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12){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396_1.bmp}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送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国共合作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即:团结抗日,实现民主,改善民生。朱德写了《实行对日抗战》的文章。他针对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时所说的:“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指出,“和平已到了绝望时期,国难已到了最后关头!现在,摆在我们每个中华儿女、黄帝子孙面前的问题,只有对日本强盗实行抗战,从二十九军的抗战走向全国人民上下一致的抗战,抗战到底!”这篇文章在《解放》周刊第一卷第十二期上发表。

  乙,我们决心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  

  十八日,朱德离开延安,前往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二十二日,抵达云阳。

  丙,请你们回来面商之。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进一步扩大,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但他这时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解决。但日本侵略者毫不讼手,更加咄咄逼人。同月二十七日,日本陆相杉山元在特别议会上发表演说,称:“军部已决意向前进行,克服一切困难,俾能达到膺惩华军,令其失去战斗精神之目的以前,亦决不罢手。”第二天拂晓,日军猛攻二十九军阵地,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这时,增援的侵华日军陆续抵达华北。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全国震动。

  此处的“林”,指林伯渠。接到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随即下山,飞往上海了。周恩来等在上海会晤了宋庆龄,向她通报了国共谈判的情况。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等飞抵西安。  

  华北战局日益严重,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进行的谈判已难继续下去,蒋介石要求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七月二十八日,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返回延安,同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宜,决定主力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四万五千人,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第二天,正在云阳的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表示“德等改编完成,待命出动,誓以热血为国效死。”

  八月初,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去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去。六日,朱德和周恩来从云阳抵达西安,会同己在西安的叶剑英在九日同机飞抵南京。

  十一日,朱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发言,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他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目前用兵方向主要是华北,但从目前情况判断,敌人必然会进攻上海,以吸引我国兵力。在抗战中应该加强政治工作,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他还建议开办游击训练班,使国民党的军队亦能逐步学会游击战争。(14)当时,蒋介石虽然希望红军早日参战;但仍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上设置种种障碍,不肯承认红军的独立地位。他坚持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分别直属行营,分割使用,不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这样的要求,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无法接受的。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八月十三日,恰如朱德两天前所预料的那样,日军突然向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战火燃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看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难避免,不得不放弃原来对红军的无理要求,同意在红军改编后设立统一的指挥机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并在二十二日正式发表这项任命。一个月后,拖延已久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公布,蒋介石同时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

  由于在主要问题上己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为了早日完成红军改编,出动抗日,朱德决定提前离开南京回到陕西。八月十六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洛甫、毛泽东,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除初步商定红军开赴前方的行动路线外,国民党当局同意每月发给军饷五十万元,另拨开拔费二十万元及一批物资。电文的最后提到:“朱于本日乘车回陕,叶仍留京进行各种联络及交涉补充款等事宜。”

  八月十九日,朱德回到云阳镇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加紧进行红军改编工作。第二天,他和彭德怀率全体指战员发布《留别西北同胞书》,说明:“敝军要与相聚八个月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暂且告别。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使西北兄弟父老姊妹不做亡国奴,敝军要走上抗日前线去。要以我们的头颅和热血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把汉奸铲除干净,那时再回来与我们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相见,过快活的太平日子。”

  同时,发布为东下抗日告同胞书,表示,“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命上前线去,我们抱定了最大的决心,要为民族的生存流到最后一滴血,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卖国贼完全肃清,决不停止。”

  还发布告抗日友军将士书,指出:

  “我们和你们同是黄帝子孙,同是中华军人,同是患难中的朋友。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胜利,要不做亡国奴,只有亲密团结起来,结成铁的长城。”

  在华北战局危急的情况下,八路军不等改编全部就绪,就开始出动。八月二十二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作为抗日的先遣队,第一批从陕西三原出发,经韩城县芝川镇渡黄河,沿同蒲铁路北上。

  朱德在对红军的改编和出动迅速作了部署后,就赶到洛川县冯家村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洛川会议是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举行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它从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共开了三天,着重讨论了抗日战争中的作战方针问题、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朱德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多次发言,主张早上前线,谨慎用兵,广泛发动游击战争。

  在军事问题上,朱德主张,对红军的使用“应是积极的、向前的、发展的。估计日本[军队]是外国军队,便利我们的行动。只有积极的活动,才能发展抗战。出动不能停顿太久,不要让人家(指国民党军队)败了,不好。”

  (15)“持久战单凭消耗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不能速决。持久战,主要是发动广大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他认为要在“国民党军队还能抵抗时,及早布置工作”,但“即使友军都退下来,而我们也能在华北支持。”

  “日军武器比较好,但战斗经验缺乏,有可能打垮一些,捉一些。并且在群众方面、地利方面,白军作战都要失掉一些效用,[红军则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华北方面地势上也有可能发展游击战争。”因此,“争取群众工作,首先争取[华北]这一万万人”;“我们重心争取在太行山及其以东。”

  (16)“局势变化,可能我们有一部去绥东。”(17)整个来说,“应估计到我们能牵制敌人,起伟大作用。”(18)他还要求,在红军出动后,后方也要动员起来,支援前线。

  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他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应该“争取独立性,我们是主导体。”(19)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要处理好,“我们要谨防扒手!但过分防了也会限制自己。看清楚,我们自有办法。”(20)在洛川会议结束后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又说:从边区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工作的同志,“自己要有阶级觉悟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否则,糊里糊涂[会]被人吸引[过去]”;“个别[同志]是应警觉,酒色财气、富贵功名的难关要打破??有了革命的环境、革命的理论、革命的阶级,我们是能争取吸引国民党的胜利。”

  (21)他号召大家发扬红军吃苦耐劳的长处,做好工作。

  在洛川会议上,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朱德等十一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22)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八月二十五日正式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南京已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治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将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总政治部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一一五师。以林彪为该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萧华副主任。二方面军、二十八军、二十七军等部,合编为陆军第一百二十师。以贺龙为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梯[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副主任。第四方面军及二十七军(原文如此))、二十九师、三十军等部,改编为第一百二十九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以上之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之。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应完成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此外,以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不含七六九团)为骨干,组成留守部队,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九月,萧劲光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统一领导和指挥后方留守部队。

  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主力开赴抗战前线情况下,中央决定前方设党的军委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九人组织之。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受中央军委统辖。”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受军委分会统辖。(23)八月二十九日,朱德、彭德怀向全国发表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的通电,称:“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表示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24)二十六日,他们又签发《八路军总指挥部布告》:本军奉命抗日为求民族生存拥护中央领导驱逐日寇出境团结全国各界联合法苏美英保卫中华领土收复失地完整实行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纲领本军纪律严明买卖照常公平禁止拉夫拉车禁止侵犯百姓凡属中华同胞一律保护认真汉奸敌探间谍严办决不容情望我国人奋起共负救亡责任抗日战争胜利大家共享太平这时,日军增援部队已从国内源源开到,以平、津地区为出发点,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向华北发起新的进攻。由于形势紧急,除已提前出发的第一一五师外,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又在八月三十日向中共中央建议第一二○师和一二九师于九月初出动。当时山西地处华北抗日前线。八路军从陕北东出抗日,必须首先进入山西。山西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同中国共产党已初步建立起合作抗日的关系。因此,由彭德怀陪同周恩来先去山西,安排八路军开赴前线的有关事宜。

  九月二日,第一二○师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号召全体指战员到敌人后方去,把华北广大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并要求大家英勇作战,严守纪律,誓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三日,该师整装出发,继第一一五师开赴华北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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