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的一生,星陨四坡村

日期:2019-05-06编辑作者:vnsr威尼斯城官网登入

“六月十三,红军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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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当年在终南山下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谣。乙亥年六月十三,正是公元1935年7月13日,恰是陕西蓝田的焦岱、长安的引驾回两镇的逢集之日。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为徐海东拍摄的经典照片。

  我认识徐海东同志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夏,我在陂安南县(即黄陂、黄安两县的南部)当县委书记,海东同志是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八团团长。他因肩部负伤在我们县里休养。我见到他时,臂上还吊着绷带。他性格开朗、乐观,打仗很勇敢,群众中有不少关于他的传说,是很受群众和战士爱戴的一个红军领导干部。因为他住在我们县委机关,见面闲谈中,才知道他出身于几代烧窑工人的家庭,他自己也当过十多年窑工。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在他的家乡--黄陂县一带组织游击队,搞武装斗争,以后转战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残酷的斗争环境和武装斗争的实践,把他从一个烧窑工人锻炼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名优秀指挥员。

  来自四乡的农夫山民,挑担提篮、推着“地老鼠”小车,络绎不绝,潮水般涌向集镇。许多穿戴翻新而又风尘仆仆的男女香客,朝拜完南五台庙,也混杂在赶集的人群中,更是拥挤不堪。街面上,人来人往,闹声嚷嚷。

1、1935年9月15日,刘志丹和习仲勋率领的陕北红军迎来了第一队前来会师的战友们,一名脸上有个大酒窝的将军率领部队抵达延川县的永坪镇,揭开了红军陕北会师的序幕。此时,中央红军还在向吴起镇前进途中。

  一九三一年秋,徐向前同志带领部队攻克黄安县城前,海东同志伤好归队,我们就分手了。

  就在这一天,取得袁家沟口战斗胜利的红二十五军,猛虎般地从山里扑了出来,横扫焦岱、引驾回两地民团,威逼省城西安。当地群众无不奔走相告:“红军出了终南山,一天赶了两个县的大集,老百姓都开了眼啦!”

这个带着“大酒窝”的红军将领便是徐海东,他率领的这支部队名叫红二十五军。

  二

  7月13日,古城西安。

如果看红军长征的地图会发现,从豫南到陕北之间,有一条孤独的红线——包括中央红军,二、四方面军主力在内的大部分红军是沿着四川西部的雪山草地北上的,而徐海东等指挥的红二十五军长征路线更为简洁,是从中原腹地直插北方,因此有人称红二十五军的进军为“小长征”。

  一九三二年五月,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出马,任鄂豫皖三省“围剿”总司令。集中主要兵力,妄图首先消灭鄂豫皖地区的红军,然后全力进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占据鄂豫皖党组织和红军主要领导地位的张国焘,被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未能乘胜扩大战果,扩大红军,开辟新区;加之,国民党在日寇节节进攻下准备迁都洛阳,他就主观地认为,红军的力量很大了,国民党军队已经成为“偏师”了;只要红军不停顿地进攻,就能很快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对敌人新的严重围攻,缺乏准备。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以后,他又拒不执行毛泽东同志电报指示的:“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方针,拒绝徐向前等同志的正确意见,致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陷于被动。在红军连战失利后,张国焘又跳到另一个极端,仓惶失措,右倾逃跑。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造成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

  刚进入炎热的盛夏,闷热的空气,使人烦燥不安。如同天兵的红军,突然降临,更使驻城国民党官兵和反动势力惊慌惶恐。

这支队伍,在长征中兵力没有下降,反而越打越多。

  当时,我在皖西北道区(当时鄂豫皖边区共分鄂东北道区、豫东南道区和皖西北道区三个道区,相当于现在的地区)任道区委员会书记。当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东向皖西转移时,东线敌人进逼皖西北根据地的中心--麻埠,我被迫带着皖西北地方部队两个团向主力部队靠拢。那时,徐海东同志是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他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同志带领一个团担任后卫,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由于敌人插入,截断了同主力部队的联系。在英山西界岭刘士奇、徐海东同志和我会合了。不久,鄂豫皖中央分局来信指示我们留在湖北、安徽边界坚持斗争,开展工作。组成鄂皖工作委员会,指定我担任书记。我们共同研究,为了坚持斗争,需要树起一面旗帜造成声势,既有利于牵制敌人,又有利于发展工作。决定把这两部分军队合编,成立红军第二十七军,刘士奇同志任军长,我任政治委员,海东同志任七十九师师长,王建南同志任师政治委员。在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整编部队,进行动员,投入战斗。新组建的红二十七军经英山打到安徽的霍山、潜山、太湖、宿松一带。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跟拦阻和追击的敌人几乎天天打仗,有时一天要打好几仗。海东同志率领部队,前面紧张时任前锋,后面紧张时任后卫。活动的地区又多是高山峻岭,给养十分困难,多半靠野菜、南瓜充饥,海东同志累得吐了血。苏区很多群众,也和部队一起行动,人数超过部队好几倍,更增加了粮食的困难,部队的机动性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想走也走不快,于是,我们决定往回打,返回苏区,把群众护送回家乡。当部队回到原来苏区的商城南部时,得知六安、霍邱等县内的大部分城镇都被敌人占领了。以后,我们率队到达黄安县的七里坪,才知道张国焘已经把红四方面军主力带到铁路西去了。在七里坪,省委决定红二十七军部队全部编入红二十五军,军长是吴焕先同志,海东同志任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师长。我带着一个特务营又回到皖西。

  城内戒严,人心慌乱。那些闻风丧胆的豪坤们,惶惶不可终日,纷纷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往外地。红军的逼近犹如一阵轰轰隆隆的闪电雷鸣,摇撼着西安绥靖公署的新城大楼。公署主任杨虎城被震昏了头,马上命令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停止西进天水,就地驻防。省城内外,顿时笼罩起一团战争的阴云……

这支队伍,在长征中代价重大,主要领导人不是负重伤便是牺牲。

  三

  西安城东南十五里,引驾回。

这支队伍,在长征中建立了一个新的根据地,包括相当完善的县乡地方组织。

  一九三三年春,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围攻七里坪。海东同志根据亲身的实战经验,从当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决反对围攻七里坪,并和坚持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结果,他的正确意见仍然没有被采纳。由于敌人兵力众多,实际上七里坪并没有被围困,反而把我军拖得疲备不堪,严重地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实践证明海东同志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从前皇帝出巡回来,京都文武百官都到这个地方等候迎驾,故名“引驾回”,又名“接驾回”。

2、在这次精彩的远征中,红二十五军的3位主要领导人——吴焕先在途中牺牲,程子华在1955年授衔前便转入地方工作,徐海东则在后世的中国军人眼中成为这支红军的代表人物。他指挥红二十五军先后和国民党的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陕军、马家军打过仗,打得国民党军闻徐海东便望风而逃。蒋介石恼羞成怒,称“徐海东为文明之一大害”。

  当时,我在皖西带领红八十二师跟敌人打游击,部队有所发展。由于皖西北不是敌人的主攻方向,皖西北的困难情况比鄂东北要稍好些。一九三三年秋,红二十五军在鄂东处境困难,冲破敌人的几层封锁,到达皖西。部队稍事休整和补充一些粮食、给养后,从南溪、葛藤山出发,准备返回鄂东。军长吴焕先同志带领部队前行,副军长徐海东同志带病担任部队后卫,中途被敌三十一师冲断。海东同志指挥部队,摆脱了敌人,又收容了被截断的六个连队,回到皖西对我说:

  徐海东带领军部手枪排首先占领了镇中敌人的一个区公所,活捉区长。

1941年日本记者波多野乾一写作《延安水浒传》的时候,将徐海东称为红色军队中的“神行太保戴宗”,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敌人增修了公路和碉堡,兵力增加了,封锁线一时突不过去,我带的部队就留皖西地区战斗吧!”经皖西北道区委员会决定,将皖西北的地方部队和海东同志带来的部队合编,成立红二十八军。海东同志任军长,我兼任政治委员。不久,我生了一场大病。我病倒了,皖西北地区党、政、军的工作,都由海东同志主持,他干得很出色。

  徐海东在一张桌子前坐下:“你打个电话给西安,就说红军到了引驾回,要他们出来接驾!”他指着墙上挂着的电话对区长说。

徐海东是一名极为彪悍豪勇且军事智慧过人的将领,从北伐攻打汀泗桥开始,他在战争中曾9次负伤,身上有17个弹孔。他对于地形和战机的把握近乎天成,即便以寡敌众,也经常打出俘虏比自己部队还多的战绩。有人这样描述徐海东的指挥艺术:“在他所指挥的战役中,失败的时候很少。而他最喜欢的战法,是一种出其不意的奇袭,总是从对方的侧后方去攻击其中心,使敌人措手不及地溃退。他这种战法,叫做从肋骨下去抓敌人的心。”因此,很少有对手面对徐海东的时候想得明白,到底自己对抗的是一头“猛虎”还是一只“狡狐”。

  一九三三年冬,敌人又增加了兵力,向皖西北苏区进攻。由于敌人反复“围剿”,实行“三光”政策,苏区的粮食被抢走了,房屋烧光了,大批革命群众遭到屠杀。但是,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宁死不屈,坚持斗争,尽全力支援红军。在根据地日益缩小,人民群众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红军的供应,只有向敌占区发展,在打击敌人的过程中解决。我和海东同志都认为:人吃饱了才能打仗。要坚持下去,就得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保证战士、干部的健康,还要接济根据地的群众。于是,海东同志带上部队,到六安、霍邱一带打游击,打了很多胜仗,俘虏了敌五十四师代理师长柳树春,夺取武器,装备了自己,同时,打了那一带的豪绅地主,把得到的粮食、布匹背回苏区。群众生活得到救济,部队的给养得到补充,这样就保证了红二十八军旺盛的战斗力。

  “不敢!不敢!”区长连连躬身向徐海东行礼。

3、猛将配精兵。只有红二十五军这支特殊的劲旅与之相配,徐海东才能真正发挥出势不可挡的威风。

  当时,我病得很厉害,海东同志怕把我留在地方上养病出危险,就选身强力壮的同志组成担架队抬着我行军。敌人天天“扫荡”,部队作战频繁,担架队的同志甚至在风雨交加的黑夜,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爬山越岭抬着我跟着部队行动。苏区被敌人烧得没有一爿完整的房屋。宿营时,把我的担架靠在尚未倒塌的墙壁旁边,还要搭个席棚子挡风。我怕影响部队的行动,几次要求把我留下来,海东同志坚决不肯。我病得那样重,又是在那样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如果没有象海东同志这样的战友,这样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我会遇到不可想象的遭遇。海东同志不仅对我是这样,他对干部对战士也都很关心爱护。因此,环境再艰苦,再困难,干部和战士始终保持着团结友爱的精神和饱满的战斗情绪,这是和海东同志优良作风的影响分不开的。

  警卫员理解徐海东的用意,严厉地命令道:“快打!”说着,手中举起了徐海东的马鞭。

红二十五军出自鄂豫皖,它本是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历经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后,红军第四方面军不得不在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向西北实行战略转移。此时,还有红二十五、二十七师和各独立团留在苏区,掩护主力突围,是红二十五军的前身。

  四

  “不敢!不敢!”区长腰弓得更低了。

留守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部队曾使用过红二十五、红二十七、红二十八3个军的番号,这支部队在艰苦的转战之中渐渐恢复,1933年4月统一编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副军长廖荣坤,政治部主任高敬亭,总兵力达到12000多人。但在随后的七里坪战斗和鄂东北、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中遭受重大损失,部队仅余3000人,被迫撤至皖西北进行整编,而后向鄂东北转移。

  一九三四年初夏,红二十五军从鄂东北来到皖西北,在商城县豹子岩,省委决定将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担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治委员,海东和焕先同志指挥红二十五军转战鄂豫皖苏区,在广大群众和地方武装的支援配合下,抗击敌人十四个师四个独立旅共八十余个团的兵力,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各地红军的行动,红二十五军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了很多出色的胜仗。两军合编以后就远程奔袭敌五十四师后方罗田县城,奇袭安徽重镇太湖县城,缴获大批银元、枪支弹药和各种物资。在灵隐寨激战两昼夜,挫败了敌追击的三个师;在长岭岗全歼敌一一五师;在大柳树战斗中歼敌一○七师两个团和驻汤池的工兵营;在光山县斛山寨地区,打破敌人十个团的围击,歼敌四千余人。徐海东同志和吴焕先等同志对于我们党坚持鄂豫皖边界地区的革命斗争,对于巩固和壮大红军都是有很大功绩的。

  徐海东眼一瞪,手一挥,拍着桌子,吼道:“快打!给于学忠打电话!”徐海东想利用敌人的区长报急,把西安的敌人调出一部分,拦路打它个埋伏。

1934年4月,红二十五军各部在河南商城县豹子岩会合,重新整编,徐海东就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退回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如同负伤的老虎,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中苦苦鏖战。

  在红二十五军转战到皖西北的时候,省委的代表到皖西北道委巡视工作,他指责我“肃反不坚决”。他仅仅根据一个副营长被逼出的口供,就认定皖西北道区指挥部司令员吴宝才同志和道区政治部主任兼八十二师政治委员江求顺同志是“反革命”。我和海东同志坚决反对。我和省委代表发生激烈争论。我说:吴宝才和江求顺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好同志,怎么能只凭一个人的口供就定他俩是反革命呢?他说:你肃反不坚决,严重右倾。省委听信他的片面反映,撤销了我省委委员和道委书记的职务。最后,吴宝才和江求顺同志还是含冤被杀害了。

  区长迫于无奈,拿起电话要通了西安城防司令部,大声呼叫着:“……红军到了引驾回,快派兵来!”

vnsr威尼斯城官网登入,接到告急的党中央经过对情况的研判,周恩来派出经验丰富的程子华前往鄂豫皖,要求红二十五军进行战略转移。

  我被撤职后,在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当了一段时间的宣传科长。陶家河战斗以后,程子华同志带来了党中央的信,指示红二十五军向豫陕边界伏牛山脉方向转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开始长征。当时,军长是程子华同志,政委是吴焕先同志,徐海东同志改任副军长。在长征过程中,他同焕先、子华同志领导部队指挥作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于学忠、毛炳文的部队都要向西开往天水,堵截川西会师后有北上动向的主力‘共匪’,无兵可派!”对方回答说。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主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北方桐柏山区进行战略转移。徐海东回忆,部队出发前的总兵力为2987人。

  独树镇战斗时,我刚刚调到二二四团当政治处主任。团长张绍东临阵怯战,带着部队往后退。吴焕先同志发现以后,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带着部队冲了上去,顶住了敌人。后来我才知道,就在这次战斗以后,部队在独树镇附近宿营时,省委的一个同志对徐海东等同志说:郭述申是反革命,他要对独树镇战斗时部队后退负责,应该干掉他。徐海东同志一听就火了,拍着桌子同他争辩说:“郭述申要是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那就散伙吧!”由于海东同志的坚决反对,我的生命才得以保全。可是当天晚上,还是把原红二十七军七十九师政治委员王建南同志和原少共皖西北道区委员会书记雷金相同志杀害了。

  徐海东设伏计划虽没实现,但获得了川西有红军主力会师的最大喜讯,他高兴地思索着:是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还是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或是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总之,不管哪一路,都是件大好事。既然有“北上动向”,那我们红二十五军必须配合,并力取会合。

在出发前,红二十五军狠狠地同四面包围而来的国民党军东北军一零七、一一七两个师和河南军阀刘镇华部两个师打了一仗,仅机枪就缴获了100多挺。此战吓得刘镇华不战而退,长征开始后第二天,红军便顺利通过平汉线,开始进入桐柏山区。

  海东同志在围攻七里坪问题的原则争论上和在反对诬陷我的问题上,都表现了他与错误的东西作斗争时,敢于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海东同志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很突出的,尤其在当时执行错误路线的领导残酷斗争、动辄杀人的情况下,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徐海东正想得入神,一个参谋递来了一份《大公报》,报上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

值得注意的是,红二十五军在出发前部队进行了整编,由两个师缩编为3个步兵团和1个手枪团,以简化指挥层次。同时,出于对中央的尊重,听说程子华在中央红军曾担任过师长,徐海东便建议由程子华担任改编后的军长,自己仅任副军长。这一决定得到了省委的批准,但谦逊的程子华深知徐海东在鄂豫皖的斗争经验,因此几乎毫无保留地在军事指挥方面给予他宝贵的信任,这使红二十五军的作战指挥没有出现波动和混乱。

  五

  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共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向北逃窜,先头部队到达松潘……

4、长征的征程是曲折的,到达桐柏山区的红二十五军很快发现这里离武汉太近,敌我力量悬殊,并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经过讨论,随军行动的鄂豫皖省委决定改道进入豫西伏牛山地区。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南,鄂豫陕省委在陕西省雒南县庾家河战斗以后,召开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界地区创建新苏区。部队转战于雒南、雒西、卢氏、兰田之间,在华阳镇地区,伏击敌警二旅。歼灭这个旅大部,击伤敌旅长张飞生;葛牌镇战斗全歼敌警三旅。以后又采取外线作战,奇袭荆紫关,打乱了敌人“围剿的”全盘部署,创造战机,在袁家沟口战斗中全歼敌警备一旅,生俘旅长唐嗣桐。为建立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22日,《大公报》又报道:

这时,徐海东再显神通。他先是回头击溃了一直跟随在后的国民党追剿部队刘桂堂部,后亲自带队佯攻枣阳,迫使国民党军主力回防,再虚晃一枪,率队急行三天三夜,进入了伏牛山地区边缘。刘桂堂本为惯匪,绰号“刘黑七”,国民党军以其跟随于红二十五军身后,本意是借用其丰富的山地作战经验避免中伏,谁知徐海东没有设伏,反而掉头迎面痛击,当即将其打垮。

  一九三五年七月,红二十五军出终南山,前锋抵达西安以南二十余里的韦曲、引架回、杜曲和子午镇,震动了西安敌巢。军部从党的交通员石健民同志送来的情报和缴获的报纸上,看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后,已经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并有准备北上之势。这一喜讯,鼓舞了全军指战员。鄂豫陕省委在西安西南的袁家庄(佛坪)开会,正式决定红二十五军的行动方针是积极配合主力红军,绕到胡宗南后方作战,牵制敌人,按照酝酿成熟的意见,伺机北上,同陕北红军会合。同时,会议还决定留郑位三、陈先瑞同志在陕南,将各路游击师、游击大队和红二十五军伤病员合编为七十四师,陈先瑞同志任师长,郑位三同志任特委书记兼师政治委员,在特委领导下,继续坚持豫陕地区的斗争。

  共军朱、毛部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朗山,向北进行,……似有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周等处。

但在平原丘陵地带,国民党军的机动能力明显高于红军,终于在红军深入伏牛山前先到达了山口。这一次,来的是国民党军西北军老将庞炳勋。

  会后,红二十五军向西运动,一直打到天水附近,截断了西安到兰州的公路。在泾川附近的一次战斗中,消灭国民党马开基一个团。政治委员吴焕先同志指挥部队英勇作战,不幸光荣牺牲。全军上下,极为沉痛,决心继承焕先同志遗志,继续奋斗。

  闻得此讯,徐海东和省委、军部的条位领导都喜出望外,高兴得几天没睡好觉。是啊!红四方面离开鄂豫皖以来,近三年了,徐海东和红二十五军一直孤军奋战。急切盼望着,早日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和中央红军会合呀!

1934年11月26日,红二十五军前梯队第二二四团进至方城独树镇七里岗附近准备通过公路,后尾一直在和围追的敌军缠斗。但庞部第四十军其实已于两小时前到达,突然向红军行军队伍猛烈攻击,红军仓促转入防御,而此时天气十分寒冷,许多红军战士的枪支因枪机被冻住而无法打响。千钧一发之际,军政委吴焕先从交通队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率直属部队冲向敌军,与其展开肉搏。西北军本以肉搏为傲,但从未见过红军这样从上到下拼命的队伍,一时士气为之受挫。而徐海东本来率领后卫第二二三团阻击追兵,这时立刻下令跑步抛开敌军,直扑前方,他的及时回援使敌军十分意外,双方陷入激战。有村民回忆:“在庄上听到七里岗上一阵枪响之后,看见红军的旗倒了,接着又见一个红军扛着红旗往前冲,一连冲了两次,红军战士打得勇猛不怕死,一直冲到白土崖。”

  红二十五军深入敌人后方的这一战略行动,调动敌军分兵同我作战,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北上。以后,红二十五军挥师北进,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在延川县永平镇与刘志丹同志率领的西北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会合后,陕甘省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十五军团组成后,立即南下,投入战斗。在延川以南的劳山地区,歼敌一一○师大部,击毙敌师长何立中;乘胜攻克榆林桥,全歼守敌一○七师一个加强团。这次战斗胜利后,得到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的消息,全军振奋。不久,毛主席来到十五军团司令部驻地--甘泉县道佐铺亲切地会见了徐海东、程子华同志。我当时也在场。海东、子华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三次反“围剿”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合编为十五军团的情况。毛主席说:你们在陕北的作战方针、计划和部署都是对的。毛主席还问及十五军团下一步怎样打法。海东同志说:十五军团准备南下作战。毛主席同意了军团的作战部署。

  7月15日。一位近似朝山香客又像江湖郎中的陌生人,骑着一头紫灰色的毛驴,由一个赶脚的老汉相跟着,从西安西关,向西南奔来。这人中等个头,不胖不瘦,黑里透红的脸色,下巴显得特尖;鼻梁上,架着一副茶色的墨镜,把两只眼睛遮得严严实实,无法看到那双闪灼的眼神,毛驴得嗒得嗒地奔走着,颠动着,松散的土路上,弹起一朵朵烟尘。那个赶脚的老汉紧紧追随在后,连累带热,一路上气喘吁吁,满头大汗。

经过一番恶战,红二十五军打退了敌军的伏击。当天晚上,便在当地老乡带路下绕过敌军防线,两天后,与敌在澧河一带再次激烈交战,基本打退了敌军的堵截和尾追,进入伏牛山区。这两仗,红军伤亡都有数百人之多。

  在欢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和庆祝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的大会上,毛主席讲了话。他深刻地总结了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他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在这次庆祝会师大会上,肖华同志和我分别代表两个军团的指战员也讲了话。

  中午。郭杜镇,一条狭窄的南北小街,除了几个锄禾而归的农人外,所有的大小店铺几乎全都关闭了门窗,很少有人在大街上走动,气氛有点异常。这个神秘的陌生人,并没在镇子里吃饭,反而在路边随便买了五六个香脆甜瓜,俩人一搭说着,很快又从南头的小巷里拐了出来。赶脚的老汉心里很不高兴,一路上嘟嘟嚷嚷地说:“这大热天,也不歇个晌儿!你这先生,就知道自己赶路,也不心疼我的牲口……”

独树镇血战后,国民党方面十分恼怒,已经调集十九路军等部队进入伏牛山区,并严令当地土豪别廷芳分兵守口,控制各个堡寨,力图歼灭红军于这一地区。

  会师后,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德怀同志召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两个军团的干部开会,研究作战计划。毛主席说:为了粉碎敌人对陕甘的第三次“围剿”,现在要消灭直罗镇方面的敌人。为了进攻直罗镇必须先拿下张村驿。打下张村驿,使苏区联成一片,打开我军向西出击的道路。集中两个军团的力量消灭由西向我进犯的敌人。毛主席还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们军队打到哪里,根据地就发展到哪里。现在到了陕北,根据地就建立在陕北。会上决定拿下张村驿的任务由海东同志担负。部署完作战任务,毛主席又找海东同志和我谈话。毛主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们粮食筹备得怎样?怎么运送?”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

  神秘人微笑道:“你老也不看那镇子,死气沉沉的,连个卖馍馍的担子也没有,没个下处哩!呵呵!早点赶路也好,不会耽搁你的回程……”

其实,在他们忙活的时候,红军早已经离开了伏牛山。12月5日晚,红二十五军将敌陈沛筹谋多日的堵击防线置于侧后,直奔豫陕交界的铁锁关,就此进入陕西境内。这里物产丰富,敌军力量尚不集中,红军活动条件比在河南时好得多。8日,徐海东率前卫团手枪团打响在陕西的第一仗,歼灭三要司守敌四十二师一个营,第二天占领山中小镇庾家河。省委在这里召开第二次常委会,开始了建立新根据地的工作。

  海东同志指派韩先楚同志率部打下东村、张村驿两个寨子后,毛主席、周副主席亲自指挥两个军团对直罗镇守敌发起进攻,歼敌一○九师全部和一○六师一个团。打下了直罗镇,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你这个先生,也是个贼胆!”赶脚的老汉紧接着说,“南山底下正闹红咧,你去朝的啥山、逛的啥会?嘿嘿!南五台的庙会,前两天收场了,不信你不知道?”

5、然而,红二十五军长征中最严酷的战斗,正在这里等待着徐海东和他的队伍。

  一九三六年二月,毛主席亲自率领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渡过黄河,开始东征,准备对日作战。当时红一军团由聂荣臻同志等率领从清水关一带渡过黄河;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等率领从舍峪里一带渡过黄河。两军团胜利渡河以后,在兑九峪战斗前,徐海东等同志到黄河东岸毛主席的住地(离敌人只有三十多里)去领受任务。毛主席指示:先集中两个兵团的力量打阎锡山,战斗后两路分兵“各撒一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扩大红军,征集物资为抗日作战准备力量。红十五军团在兑九峪战斗后,经汾阳、文水、交城等地,一直打到太原附近的晋祠,沿途歼灭不少放军,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但是,我党我军东征抗日的行动,却遭到国民党的破坏。蒋介石调集了十个师的兵力进入山西,拦阻红军北上抗日的去路。为了进一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东征部队回师河西。部队返回后,我就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又和海东同志分开了。

  “知道,知道!”神秘人连忙应道。沉了一会儿,他才掩饰地说:“前面不是积香寺嘛!我想在此处歇上一晚。听说,它也是唐代的一座古寺哩!”

据当年一位亲历者回忆:“那天上午10点多,军领导正在开会,后山七里荫岭方向突然响起枪声,紧接着,程子华他们提着枪从南房出来,带着人直接就朝山上跑……”

  六

  “你不去南五台喽?”老汉愣着两眼。

原来,是国民党军第六十师中将师长陈沛亲自带队,突然对入陕红军发动了袭击。陈沛是黄埔军校一期生,蒋介石嫡系,颇有战略头脑。他在率部布防省境、阻击红军长征入陕的计划落空后,断定红二十五军“必取道核桃坪、庾家河,向龙驹寨”前进,于是部署3个团取捷径追击,终于在庾家河赶上了红军。遭遇战中,敌先我一步抢占东山坳口,对红二十五军形成了泰山压顶的态势。

  抗日战争初期,红军改编后,海东同志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一九三九年他调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那时,我在五支队任政委,所以在淮南地区又和海东同志一道工作了。当时四支队在津浦路西,五支队在津浦路东,两个支队互相配合,抗击敌、伪、顽军,打了许多胜仗,巩固和发展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神秘人随口说:“你没听那卖瓜的说,到处都扎满了红军……”

不过红军反应十分迅速,徐海东当即带领全军最能打的二二三团勇猛地冲入敌群,一阵猛打,硬是从敌人手里夺回了东山坳口。接着,二二四团、二二五团跑步抢占了坳口南北两侧的高地,占据了地理优势。应该说,陈沛所部在行军中队形松散,导致开战时只有1个团在战场上,同时遭受红军3个团打击,是其一大失误。但他毕竟是一员猛将,立即组织其余两个团猛扑过来,重新争夺坳口。这场战斗最终红军取得了胜利——陈沛无论如何无法想象,红军居然有100多挺机枪,而且弹药极为充足,打得国民党军完全抬不起头来,只能败退。

  一九四○年后,海东同志积劳成疾,卧病不起。我要去延安开会,行前到他那里告别。到一九四九年秋,相隔九年以后,我调到旅大工作时又和在大连养病的海东同志重新见面了。海东同志爽朗的性格,乐观的精神,仍然和我们在一起战斗时一样。他以顽强的精神同疾病作斗争,几次生命濒于垂危,但他镇定自若,不为亲友的担心忧虑所打扰,仍保持乐观的情绪。他长期卧床不起,却很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他虽在病中却始终保持和干部战士的联系,有信必答,来访必谈,不愧为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共产党员。象这样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于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含冤死去。我党我军失去了一个忠勇刚毅的战士,我失去了一个久共患难的战友,感到十分悲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老汉连声念叨起来,“挣你两半脚钱,难保我的牲口咧!”

这要感谢东北军在鄂豫皖和长征沿途给红军充当了“运输队长”,红二十五军的精良装备主要来自缴获。

  我和海东同志几十年共事,在长期接触中,感到他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的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他对党忠心耿耿。对群众、对战士、对同志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是能够和战士同呼吸共命运的优秀指挥员。他从实践中学习和深刻领会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把自已的生死置之度外,使敌人闻风丧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南征北战,立下了功勋。

  “到了积香寺,我进庙烧上一炷高香,为你的牲口祝福平安!”

尽管取胜,但由于前面夺回了坳口,红军方面对陈沛这第二次攻击多少有些意外,竟然导致徐海东和程子华先后在此战中负伤,而且伤势都很重。程子华手被打穿,一度无法指挥战斗,而徐海东则被敌一发子弹击中眼睛下方,从颈后穿出,负伤极重。

  徐海东同志战斗的一生,是一个无产阶级坚强战士所走过的战斗历程。他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坚强的党性,优良的作风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好说,好说!”老汉喜形于色,“别怪我老汉多嘴!你这蛮声呱啦的外路人,就不像个朝山拜佛的样子。我老汉常在城里拉驴赶脚,你当我看不出来?”

庾家河之战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最为惨烈,也是干部损失最大的战斗之一,但此后红二十五军基本掌握了对敌作战的主动权,并迅速建立了以镇安为中心的鄂豫陕游击根据地。

  陌生人猛地一怔,随后说:“我包袱里全是香蜡黄裱,非朝山拜佛,有何它图!”

6、1935年7月15日,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二十五军驻地,带来了党中央的文件,并确切证实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和准备北上的消息。当晚,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派红二十五军北进,迎接中央红军北上。

  “甭哄人咧!”老汉呵呵笑着说,“瞅你穿的新鞋,就不是个朝山的人,那鞋赴不得长路……”

7月16日,徐海东等率领红二十五军开始再次踏上征途。这一次,他们一路势如破竹,占领胡宗南部后方大本营天水,夺取大量物资,并进军西安城下,迫使国民党军抽调大量部队迎战,从而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唯一的遗憾是在8月泾川战斗中,红二十五军的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9月,红二十五军进行改组,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会师,第一支远征而来的红军最终到达了陕北。

  陌生人看着自己的鞋,似有所悟地噢了一声:“你老也是满省城转过的,都说那城里的端履门,是个‘抬脚割掌’之地,小偷多得怕人,我昨天从那端履门走过一回,只怕被割去鞋掌,一步都没敢抬脚。走到末头时,掌子到保住了,鞋后跟却被都磨出个大窟窟,只好在城头农家,买了双布鞋……呵呵呵呵!”

  老汉不由笑了起来,戏谑地说:“你这先生,就会逗个笑话!”说着,老汉猛回头,望着陌生人,驴子也停了,半晌他问道:“你可别是个红军的探子!给我老汉背上个黑锅?!”

  老汉的这一举动,差点把陌生人吓出一身冷汗。然而,陌生人立即镇静后说:“哪里话哟!”他神色自若,随后又在毛驴背上哼哼唧唧地念诵起来:“长安城嘛,乃是周、秦、汉、唐之古都,泾、渭、淬、灞、沣、(氵高)()、八水绕城而过。积香寺附近的()河,也是秦始皇造,北筑万里长城,南修几十里()河……”

  赶驴老汉听得直打愣,逗趣地说:“你这先生,真格是红萝卜丝丝调辣子,吃出看不出呀!嘿嘿!学问大着咧!”

  积香寺就在眼前。地势突兀的神禾原上,耸立着一座孤塔,四周林木葱郁,青烟缭绕。陌生人付了钱,拱手与老汉相别。老汉巴不得及早摆脱这个怪人,就势往毛驴的腰上一拍,“驾”的一声,扭头就跑。

  然而,这个陌生而神秘的不速之客,当时并没有去积香寺烧香朝拜,而是急急忙忙地过()河,朝着南面不远的子午镇方向,飞也似地直奔而去……

  子午镇,位于终南山下的子午峪北口,是个拥有百十户商号的峪口乡镇,又是进出终南山的必经之地许多南来北往的香客,也多在此住宿。附近的村子,此刻全都住满了红军队伍……

  徐海东、程子华和吴焕先在子午镇军部里讨论红二十五军下一步的行动。

  徐海东说:“三天来,我们在终南山一带镇压反动豪绅,发动群众开仓济贫,动员青年参加红军,押解唐嗣桐游街示众,这些,都大大扩大和提高了红军的声威!”

  “是啊!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呀!”吴焕先接过话头说:“我们下一步的战略行动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虽然取得袭占荆紫关、袁家沟口歼灭战和北出秦岭,威逼西安等作战胜利。但,只是粉碎了敌人三个月的进攻计划而没有争取最后的全部胜利。”吴焕先心神略显激动不安。

  程子华看着他那双受伤的手,说:“我们现在活动的鄂豫陕根据地,群众工作、党的组织都很薄弱,地域狭小、物资不足,红军主力没有得到很快的发展,在这里创造一个良好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困难不小。我同意海东同志所提出的:西征,迎接党中央、红一、四方面军,牵制敌人!”程子华说到最后几句时神情激昂。他自从1934年6月离中央苏区,日夜都在盼望着早日见到中央领导、老战友……

  “可是!那只是从敌人那里获得的信息呀!准不准?我们还不知道?”多年的革命生涯,使政委吴焕 先对狡猾的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谨慎分析,采取妥善措施。 “应该迎接党中央,迎接红一、四方面军!”一种潜意识和预感支持着徐海东坚持自己的观点。情况若明若暗,徐海东也说不出自己的更多理由,但凭他十多年的作战经验和革命觉悟,总觉得:不能在此继续逗留下去了,必须转移,而且唯一可能,就是向西北,迎接北上的党中央、红一、四方面军,或是与陕北红军会师,以便相机创造更合适的新的革命根据地。

  三个人苦苦思索,下一步如何行动,一时举棋不定。

  “政委,你看谁来了!”军政治部的刘华清、程忠寿,领着客人走进屋来。

  来人头戴一顶草帽,身穿一件中式对襟的白绸大褂,银灰色的制服裤子,一双不大可脚的黑布鞋,底儿还不曾被泥土完全沾污。随身背着一把半旧不新的油纸伞,还有个黄布卷成的小包袱,斜垮在肩头上。

  冷眼看上去,像个算命先生,一时三个人谁也没认出来这个人是谁?当这个神秘而又陌生的不速之客,摘下茶色墨镜时,吴焕先不由啊了一声,猛一下扑上前去,扒着对方的肩膀直摇晃,惊喜地喊道:“石健民!哈哈!可把你盼来了!看你这一副先生打扮,都认不出来喽!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热风,盛夏时节的热风!”石健民见到老战友,咧着嘴直笑。

  程子华笑嘻嘻地打着招呼:“健民同志,我们又在这里见面喽!”

  石健民正要跟程子华握手时,不由吃了一惊:“子华同志,你……你负伤了?”

  部队进入陕南第三天,程子华就在庚家河战斗中负了重伤。由于医疗条件差,天气寒冷,连续战斗,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几个月过去了,伤还没好。近日里又感染化脓,用纱布缠得严严实实的,活像两个弹棉花棰似地吊在脖颈上。程子华下意识地笑了笑说:“打仗负伤,也是兵家常有的事,没什么,过几天就会好了……”

  徐海东辨认半天,终于想起来了,他就是原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的参谋主任石健民同志。他听吴焕先提起他。两双久别重逢战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石健民说:“徐老虎!你比以前更威武啦!”

  “呵呵!都是老相识了,难得难得。快坐下,坐下……”徐海东笑着说。

  这个神秘而又陌生的不速之客,名叫石健民,有人称他“石同志”、“石先生”,是一位优秀的红色地下交通员。湖北黄安人,参加过黄(安)麻(城)起义,曾任鄂东北游击司令部参谋主任,是吴焕先的老乡,又是老搭档。1932年12月,石健民脱去灰布军装,成了个飘忽不定而又变幻莫测的魔术师——地下交通员,奔走于武汉、上海、郑州等地,负责红二十五军、鄂豫皖省委和中共中央的联络工作。他知识丰富,机智灵活,行动出没无常,乔装变化多端,记忆超群,出色地完成过无数次特殊任务,程子华来鄂豫皖,就是由他一手策划和带路的。后来,1939年,在护送张云逸妻儿时,不幸被捕,英勇就义,时年三十四岁。

  石健民脱下那双鞋,诡秘地笑着说:“我带来的两样货物,就疑在鞋子里面。呵呵,切莫见笑哟!”说着,又从肩上取下伞递给吴焕先说,“伞把子里面,还有两份密码!”

  徐海东惊喜异常地笑着说:“此地农民有句俗话:‘人到着急时,总有个出奇处’。你这一来,太及时了。我们就像一群没娘的孩子似的,这次可有了盼头!”

  石健民的到来和他带来的中央文件,对于徐海东和他战友们来说,就像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就像跋涉在茫茫雪海中看到了一簇篝火;就像挣扎在戈壁沙漠里望见了一片绿洲。

  “天气炎热!就怕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石健民接过徐海东的话风趣地说。

  “这里有密码!”吴焕先说。“可惜呀!电讯器材残缺不全,无法与中央直接联络。”

  “唉!活捉一个唐嗣桐,却没有缴获一部好电台!”徐海东不禁发出感叹:“吴政委常常说,‘消灭敌人一个团,不如弄个无线电’!这话一点不错呀!”

  石健民说:“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得知,敌军正在向川、陕、甘边调动集结;各种报纸纷纷披露: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合。从各种迹象表明,确有继续北上动向……”

  这就足够了!“吴焕先如获至宝获至宝,当着程子华、徐海东的面说:“两支主力红军已经会师,我们陕南陕北两支红军队伍,完全也可以携起手来,集成一个力量,打开新的斗争局面,迎接党中央,迎接红一、四方面军!”此时此刻,三位领导人都是那么高兴、那么振奋、那么迫不及待、那么跃跃欲试!

  吴焕先当机立断:“省委和军部其他负责同志都在丰峪口,我们去那开个会,统一一下思想!”

  1935年7月15日晚。陕南丰峪口。

  十五的月亮,又亮又圆,高高地悬在空中,像一个很大的银盘。

  鄂豫陕省委在丰峪口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主持会议。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报纸消息、石健民所闻和敌情动态,大家充分讨论,通观全局地分析了斗争形势。会议认为:

  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民党的出卖,使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党和红军必须动员千百万人民,一致奋起,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卖国反共政策,积极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页。)

  在目前我们行动区域的群众工作,党的组织十分薄弱,红军本身还没有扩大到有力的迅速的消灭整批敌人,创造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同时,在我们行动的区域,目前说来还是狭小的,物资还不足充分供给大批红军的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新的革命根据地是有些困难,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本身力量还不能迅速的完成的关系。(1935年7月17日《鄂豫陕省委吴焕先关于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的报告》。)

  中国苏区发展,红军新胜利,主力伎俩中在西方的胜利与将要形成中国西北部苏区根据地……这都是中国目前革命发展的新形势特点。(1935年7月30日《省委给物委的工作指示》。)

  目前首先要执行的新任务,采取新策略,在一切行动中极力与陕北红军集成一个力量。(1935年7月25日《省委焕先给位三、隆贵、先瑞的工作指示》。)集中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首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集中力量以新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直接有力的配合红军主力,创造新的伟大红军与准备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的阵地。在这种新的策略方针之下,决定了二十五军的西征北上的行动。(1935年9月2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关于离开鄂豫陕苏区会合陕甘红军之决定经过的报告》。)

  徐海东、吴焕先和程子华等省委、军部领导,这一独立自主的战略决策,完全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符合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战略意图。毛泽东曾高度赞扬道,“徐海东之由陕南经陇东人陕北,乃偶然作成中央红军之一向导”(见范长江著《塞上行》新华出版社出版,第4页。)这偶然作成的“向导”,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中国革命斗争形势急骤变化的棋盘上,红二十五军这枚举足轻重的棋子,确实走得相当及时而又高明,十分果断而又坚定!

  7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丰峪口出发,踏着朝,沿秦岭北麓向西挺进。这支由大别山转战而来的劲旅,又一次跨上了新的征途,开始了更加光辉的长征历程……

  鄂豫陕省委丰峪口会议决定:成立鄂豫陕特委,郑位三任书记;游击总司令部,陈先瑞任总司令;统一领导留下的武装力量,继续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8月底成立红七十四师,陈先瑞任师长。

  在同上级失去联系、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鄂豫陕党政军民同敌人二十多个团和无数地方民团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转战于鄂豫陕之省交界的二十四个县境,经历大小战斗上百次歼灭敌人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约四千人,取得了鄂豫陕边界地区游击战争的胜利。1937年8月,奉命改编为第一一五师留守处,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由延安到前线的输送任务。

  鄂豫陕翻身群众留传着这样一首民歌:

  山高遮不住太阳,黑夜过去天要亮;

  洪水滚滚掀波浪,鄂豫陕来了共产党。

  共产党像太阳,它的恩情赛爹娘;

  河水哗啦啦响,要翻身得靠共产党!

  7月31日。陕南双石铺。

  连日大雨,道路泥泞。

  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四千余人,高呼“积极前进!迎接党中央,迎接红一、四方面军!”的口号,虽经十五天的连续急行军,指战员们仍然是情绪高涨,精力充沛。

  徐海东率领手枪团一直走在部队最前列。自从丰峪口出发以来,一直沿着秦岭北麓向西挺进。31日,到达甘肃和陕西交界的双石铺(今凤县县城)。这里是川陕公路的必经之地。

  徐海东前卫团攻占双石铺,歼敌一部,俘获敌人少将参议一名。

  敌少将参议被雨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坐在徐海东对面,手里提着帽子,头上不停地往下滴着雨水,鞋和裤脚全是泥。神情沮丧,低头不语。

  “快说!”徐海东命令道,“你们在这里执行什么任务?”

  对方仍然一言一发!

  徐海东想:对敌人的高级将领,来硬的恐怕不奏效,来软的试试。他大眼睛转了转说,“我们共产党和红军历来是优待俘虏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说,只能加重你的罪行;全都说出来,我们可以放你回家……”

  敌少将参议眼睛一亮,立即抬起头来,盯着徐海东说:“我要单独和你们的徐军长说!”徐海东是敌人的“敌人”,但是任何人,包括敌人在内,都佩服英雄!都信赖英雄!他没想到眼前这个中等身材、虎头虎脑、说话脸带微笑的共军指挥官就是徐海东。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旁边的警卫员又好气又好笑地说,“你真是有眼无珠!他就是我们的徐军长!”

  “啊?!”敌少将参议惊异不已,忙弯腰施礼口里不停滞不前地说,“徐军长得罪了,请恕罪!请恕罪……”

  徐海东嘿嘿一笑说:“你们的军事部署是什么?”

  敌少将参议端详了一阵徐海东,确是各地画像捉拿的徐海东:身穿旧军装,但整齐干净;个头虽不高,但有一种威严,让人肃然起敬;不胖不瘦,具有大将风度。敌少将参议毕薛毕敬地说:

  “朱毛中央红军和徐陈第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后,现在正越过草地北上;胡长官(胡宗南)所部、鲁长官(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王军座(王均)第三军、邓军座(邓宝珊)新编第一军、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都部署于川西北和甘南边境,渭河沿线和西(安)兰(州)公路上,堵截朱毛红军北上!”

  徐海东细心地听着,在他的脑子中,有一幅地图。当敌少将参议说完时,徐海东已形成了红二十五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转西向北,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北上;寻机与陕北红二十六军会合。

  陕南双石铺。镇东草坪上。

  连续降雨,今天却是个大晴天。艳阳高照,空气新鲜,小草露出了新绿。

  今天是8月1日,是中国工农红军建军节。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和当地群众在草坪上热烈庆祝这个光荣的节日。

  首先,齐唱红二十五军战歌——《红色青年战士之歌》:

  红色的年青战士志气昂,

  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

  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

  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挡!

  随后,以团为单位分别联欢。

  战士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军政治部的文工团员,异常兴奋,快板、秧歌、合唱、诗词朗诵、舞蹈……各个节目都很精彩。

  一向不爱凑热闹的徐海东,也被这欢乐的景象感染了。他抢过一个战士手中的鼓棰,“嘣嘣嘣、嘣嘣嘣”地敲了起来……

  傍晚,徐海东和一个参谋走出镇口,巡察防务。

  “听说,这双石铺是三国时代马谡失守街亭的地方!”参谋不在意说道。

  徐海东举起望远镜,很有兴致地仔细观察四周的山峰。说:“多好的地形,如果那街亭真是这地方,马谡就该斩了!”

  “那是唱戏!”参谋说,“你倒当真了!”

  徐海东笑了笑说:“演戏也罢,说书也罢,反正马谡这个人太大意了,不听诸葛亮的话,没依山傍水扎营,结果把个街亭丢了!”

  徐海东不是历史学家,但他酷爱历史。每到一地,他总能结合现实讲一些历史故事和历史名人,尽管有些是野史,有些同是传闻,同志们却听得津津有味。其实,双石铺是不是街亭,徐海东自己也没完全搞清,只不过是借古论今罢了。

  8月2日,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豪情满怀地向天水方向进发。在敌人多路追堵下,红二十五军像一条游龙,活跃在陇南地区。占两当,攻北关,下秦安,逼静宁。到8月14日,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安)兰(州)公路被红二十五军切断,打乱了敌人围堵红军的部署,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成都。蒋介石临时司令部。

  红二十五军的迅速西征北进,打破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防线,蒋介石大为恼火。他本想签完《何梅协定》,日本方面可以松一口气,到四川一游,登一登峨眉山。可杨虎城围攻徐海东部,屡遭失利;现在有披肝沥胆毛红军,徐海东部,陕北红军会合之势……,虽风景怡人,但他心不在焉,使陪玩的宋美龄十分扫兴。

  蒋介石从7月26日至8月10日,接连从成都行辕发出五道电报命令,先是要求各部加强西安、宝鸡、汉中之线的碉堡封锁,防止红二十五军入甘;继则督饬陕军各部“不分省界,跟踪追击”,要毛炳文、于学忠第五十一军派一部向凤(县)徽(县)方向轻装堵截,以围歼红二十五军于两当一带;最后在8月10日的电报中指出:

   一民(朱绍良的字,时任甘肃、宁夏、青海三省绥靖公署主任兼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查徐海东匪部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用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现行以全力回击朱毛。……薛岳、王均、于学忠、杨虎城等部,各抽调一部分兵力,统归朱绍良负责统一指挥,集中剿灭徐海东匪部。

  中正

  民国廿四年八月十日

  据此,敌一部由四川江油北上甘肃文县,一部东移天水,准备南下的第六十师和中央补充第一旅不得不暂时滞留在文县,碧口一带。这样,红二十五军有力地钳制和吸引了敌人,在一定时期内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

  甘肃静宁。兴隆镇。

  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指战员和回民群众一起,排着长长的队伍,吹洋号、打洋鼓,热闹非凡。

  徐海东等军首长向清真寺的阿訇赠送匾额和礼品。清真寺的阿訇也捧着礼品到军部回拜。徐海东对阿訇说:“我们定了个‘四不政策’,请阿訇和回民兄弟监督。一不住清真寺;二不毁坏古兰经;三不在回民家吃荤;四不打回族土豪。另外,打水要回民经手!我们是借路北上抗日!”

  头戴白帽、身着青衣的年轻阿訇连连点头称赞:“你们真是我们老回回的好朋友,是一支义军呀!”

  吴焕先说:“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是民族平等,互相尊重!汉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讨伐民族败类——蒋介石,共同抗击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兴隆镇是个回民聚居区。徐海东等省委和军部首长都很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红二十五军进村后,不失时机地宣传“四不政策”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并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教育和感动了当地人民群众,不少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

  “报告!徐副军长,二二三团供给处长刘炳华,叫马夫放马,吃了回民的庄稼!”警卫员当着阿訇、徐海东、吴焕先等众人的面报告说。

  “把刘炳华给我叫来!”徐海东噌地站起来,气愤地说,“我要给严重的处分!”

  刘炳华河南商城县人,他错把这里的谷苗当成都市自己家乡的“狗尾巴草”了,郁郁葱葱,长势旺盛。他高兴地叫马夫们到那里去放马,结果破坏了回民的庄稼。

  “刘炳华,我叫马夫放马吃的是草呢!”

  “首长,我叫马夫放马吃的是草呢!”

  “同志!那不是你家的狗尾巴草,那是回民的粮食嘛!我要给你严重处分!”

  刘炳华目瞪口呆,心惊肉跳。心想:阿訇和回民几个老人都在,这回可给红军丢脸了。

  阿訇和几个老人们知道这是误会了,诚恳地说:“徐长官!刘长官不晓得是庄稼,不能怪他。千万不要给他入分呀……”

  经阿訇和几位老人的再三求情,最后,徐海东说:“我们牲口吃了你们多少庄稼,你们就要收下我们多少粮食!”他还叫刘炳华带着马夫送去粮食,赔了礼,道了歉。

  红二十五军在兴隆镇住了三天。临走时全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齐集街头,两旁摆设香案、果桌,恋恋不舍给红军送行。送行的人群中不时发出赞叹:

  “红军纪律真严!”

  “红军作风真好!”

  “红军是我们的好兄弟!”

  ……

  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力在一天天提高,政治素质也在一天天提高。后来,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这里时,也受到回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曾夸奖红二十五军路过陇东回民区时所做的工作,说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陇东平凉。敌军三十五师指挥部。

  刚从马莲铺败逃回来的师长马鸿宾,还为一个小时前险些被俘而惊魂未定,赤裸裸趴在卧室的床上,几个姨太太按肩敲背,企图给他最大的安慰。

  “滚!滚!全都给我滚出去!”马鸿宾突然跳下床吼道。接着,他换上衣服走进指挥部。号称马家军“二当家”的,咽不下这口气,要报马莲铺一箭之仇,要把红二十五军消灭在西(安)兰(州)公路上。

  “接庆阳马开基!”马鸿宾对报务员说。

  “师座!一○五旅还向东追不追?”参谋长在一旁问马鸿宾。敌第三十五师一○五旅已几经红二十五军的打击,现在还不到一个团的兵力了。

  “追!向东、穷追不舍!直至消灭徐海东部共军!”马鸿宾气呼呼地说。

  马鸿宾接过刚接通庆阳马开基的电话说:“徐海东率领身体疲弱,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娃娃军,沿西(安)兰(州)公路向东逃窜,直奔泾川县城而去。你部立即迎头痛击!活捉徐海东!一定要活捉徐海东的娃娃军!”

  “就地消灭他们行,活捉可不容易!”马开基从电话里回话说。

  “你是天上飞的老鹰,红军是那些地上跑的小兔子,好抓着哩!”马鸿宾轻蔑地说。

  8月21日拂晓。泾川县城西王村。

  阴雨连绵,公路泥泞。红军冒雨缓慢前进。

  徐海东的衣服全被淋透,贴在身上。他甩了甩八角帽上的雨水说:“东面有敌一○四旅马开基二○八团迎面堵击,后有敌一○五旅残部追逼。公路北边是泾河,浊浪滚滚,水流湍急,过不去。南边,翻过王母宫塬,南渡泾河支流(氵内)河,方有出路!”

  “对!南渡(氵内)河,摆出一副佯攻灵台的架势,给敌人造成急于夺路人陕的错觉,进一步牵制敌人!”吴焕先擦了一下脸上的水说,“实则西去威逼崇阳县城,继续扭住西兰公路,积极策应主力红军北上!”

  王母宫塬是地势突兀的黄土高原的一部分,位于泾河与(氵内)河之间。在两河会合处,又形成一座圆椎开头的高岭。山嘴上,有座建筑是北魏永平三年的王母宫石窑,王母宫塬由此得名。

  翻过王母宫塬,陡峭的断崖底下便是(氵内)河。平日里,(氵内)河就像一条蠕动的青蛇,从塬下蜿蜒而过。(氵内)河流动缓慢,深不过膝,清可鉴人。但,时逢大雨滂沱,往日平静的河面上卷起浑浊的浪涛,给部队渡河造成很大困难。

  中午。王母宫塬上四坡村。

  雨越下越大,雷声轰鸣。

  军长、参谋长等率领手枪团,二二五团已渡过(氵内)河,占了南岩高地,并向泾川方向实施警戒,防止敌人突袭。

  徐海东将二二三团换成后卫,三营驻扎四坡村东北方向,防止泾川敌人来袭;一、二营放在四坡村西北方向,抵御平凉方向之敌的攻击。部队就地进餐。

  军部直属分队、供给部、医院正在冒雨过河。

  徐海东和吴焕先坐厅临近螈边的地势较高的一所农家屋里,并把它作为临时渡河指挥所和北岸防守所。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正在渡河的官兵和二二三团的所有指战员。

  徐海东咽下一口饭团子,自言自语说:“唉!天天说迎接党中央,现在党中央在哪里呀?”

  吴焕先接过话题说:“是啊!他们在哪里?沿途缴获敌人的报纸很多,没有一纷报道确切位置的。”他顿了顿,看着碗中只有几片菜叶的菜汤说,“见到了毛主席,咱们还不认识呢?”

  徐海东放下碗筷站起身来,说:“下一步怎么办?很快接到党中央,那是上策;接不着党中央,进陕北去找刘志丹,是个中策;下策是转一圈,转回陕南去!”

  “是啊!我们第一任务是接到党中央,接不到,到陕北去,重新开辟一块根据地,鸟不能没有巢呀!”提到红二十五军的前景,吴焕先也吃不下去饭了,放下碗筷,也走到窗户前,和徐海东并排站着,俯看军部直属队组织后勤机关渡河。

  “若是回陕南,不但是孤军奋战,过渭河也是一关。太平天国石达开的部队在大渡河背水作战全军覆灭的历史悲剧,我们可不能重演呀!”徐海东站在那里一动没动地深思着说。

  “不会的!有你我在,石达开的悲剧不会重演!”不满二十八岁的鄂豫陕代理省委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

  吴焕先英俊的脸上,充满了神采。他总是开心得像个孩子。他是大别山红军中的‘才子’。十七岁那年写下一首诗,咏天台山:

  四望众山低,昂然独出奇,

  白云分左右,独与上天齐。

  他还是湖北黄安一带闹革命的“孩子头”,创办过“红学”,参加过著名的黄麻起义,红军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深山密林是我房,

  沙滩石板是我床。

  不管敌人多凶残,

  坚决斗争不投降。

  这是吴焕先一次被困在深山中写的。干部战士说他是“好政委”,徐海东说他是好伙伴。

  “你先进屋休息一会儿,我去河边看看!”徐海东知道吴焕先近日身体不舒服,便说道。

  “你昨夜一夜没睡,”吴焕先说:“你休息,还是我去吧!”

  “我不困!”

  “我不累!”

  两人都没说真话,一同走向河边。

  大雨不停,大家怕山洪暴发,全挤在河边争先恐后,吵吵嚷嚷,队伍很能够乱。吴焕先和徐海东的出现,秩序好多了。吴焕先挥动着手,指挥伤病员先上船;徐海东在雨中跑上跑下,忙碌不停。他听说四坡村里还有一批伤员,雨天都不愿出屋,忙跑进村里去找。刚登上塬边,只听河边人们呼叫:“山洪来了!山洪来了!”

  徐海东扭头一看:洪水奔腾而下,平稳的(氵内)河,突然变得光涌狂暴;夹杂着树枝、木块的洪水,浊浪排空、惊涛拍岸;一只载兵小船,转眼倾覆了。用“洪水猛兽”一词来形容这种状态,有过之而无不及。

  徐海东看见士兵被冲走,眼都红了,向塬底直奔而下。突然,他停在了半山坡,脑中一个危险的信号提醒他:防止石达开的背水作战!迅速过河,是不可能了。河边,有政委在,不会再有什么大事!当务之急,必须加强后卫二二三团两个方向的防务!他又迅速地向塬上爬去!

  “准备背水死战!”

  “坚决顶住敌人,不能让他们靠近河边!”

  “背水死战!”

  “洪水一过,我们就过河!”

  ……

  一道道命令,传到二二三团的团长、政委及所有指战员当中。

  徐海东布置完,还是不能坐下来,急得来回踱步。徐海东打仗,从来都没有像这次这样使他不安,顶住敌人进攻,争取时间,过河方安,否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电闪雷鸣,大雨倾盆。

  山洪怒吼,马嘶人喊。

  国民党一○四旅二○八团一千余人,在一连骑兵配合下,由东边突然向四坡村袭来。二二三团第三营首先与敌人接火,当即凭借房屋、土墙和窑洞,跟敌人展开激战。

  为配合第三营抗击敌人,二二三团重机枪连连长戴德归,历不顾身地把一挺重机枪架在窑洞顶上,向蜂拥而来的敌人猛烈扫射,压住了敌人进攻势头。

  情况非常危机。徐海东命令担任西北方向警戒的一、二营包抄到敌人东北侧,从后方堵击敌人。

  在河边组织士兵、将棉布系成布带、准备强渡的吴焕先,听到塬上枪声大作,知道敌人已追击上来了。情况危机,他不即带领军部交通队和学兵连一百余人,一鼓作气地从河边冲到塬上,从东南方向直插敌人后方。

  吴焕先冲锋在前,一边指挥,一边向战士们振臂高呼:“同志们!压住敌人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一定要坚决地打!”战士们不顾道路泥泞,迅速抢占了塬上制高点,从后侧翼向敌人发起冲击。

  “快吹号!”徐海东一看政委出动了,忙叫号兵吹号。

  “吹……吹什么号?”号兵问。

  “先告诉政委,我们在这里!然后,吹冲锋号!”

  由于军号里灌上了雨水,号兵鼓劲吹了好几下,没有声音,便甩了甩军号,再使劲儿吹。高亢嘹亮的军号声,划破隆隆的雷声和哗哗的水声,回荡在王母宫塬上。

  此时,徐海东率领三营从迎面冲向敌群;一、二营也从指定地点发起进攻;吴焕先率领一百多人也围攻过来。

  敌人被这突然的夹击,打昏了头,顿时乱作一团,纷纷夺路逃窜……

  十七岁的二营通信班长周世忠,发现一个军官模样的敌人,骑着战马,想从北边溜走,他端长枪,瞄准目标,一声枪响,那个军官落下了战马。后来查证,此人就是敌一○八团团长马开基。领导上奖给周世忠两块银元。到达陕北后,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中,突然一颗罪恶的子弹穿透吴焕先政委的胸膛。这一噩耗激起指战员对敌人的无比仇恨。战士们怀着极度悲愤的心情,与敌人展开肉搏,以顽强的战斗精神,几经冲杀,将敌人压到一条烂泥沟里,全部歼灭。

  红军背水一战,取得了全胜。但是,红二十五军的指战员们却没有胜利后的喜悦,而是处于万分悲痛之中,无不捶胸顿足,热泪纵横。因为,就在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刻,他们所爱戴的军政治委员、年仅二十八岁的吴焕先同志,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

  徐海东突然接到报告,吴焕先政委受了重伤。他立即向四坡村跑去。离村老远,就听见一阵阵沉痛的哭声。

  “政委牺牲了!”

  “政委他……”

  “政委——”

  一群干部战士围在一个院子里,哭着,喊着。徐海东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他夺门跑进屋里,只见吴焕先静静地躺在那里,像过度疲劳,沉沉地睡着了。他那双常挂微笑的娃娃脸,失去了往日的红润和笑容,好像还在担心是否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焕先!”徐海东握着那双冰冷僵硬的手,大声呼喊,“焕先!政委!焕先……”

  人们的哭声、呼喊声,组成了一曲悲壮的哀乐,为吴焕先政委送行,门外的雷雨一阵紧似一阵,好像老天也在为这位英年早逝的政委哭泣!

  徐海东常说:“英雄流血不流泪!”如今,他失声痛哭,泪如泉涌。他多次负伤从没流过泪;家中六十多口人被反动派杀害,也只是暗中流泪;如今,政委牺牲了,他确实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徐海东和吴焕先是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三年多来,他们两人率领着年轻的红二十五军指战员转战鄂豫皖,苦心经营鄂豫陕,又西征北上。军事上,吴焕先常说:“海东谈谈!”政治上,徐海东也有句习惯:“请政委决定!”他俩都是急性子,徐海东又有个暴脾气,可是他俩一起配合着工作,很少有红脸争吵的时候。即使有,每次都是吴焕先先“妥协”,让着大哥儿分,他俩亲如兄弟,情同手瞳,谁也离不开谁。

  徐海东悲痛欲绝,一会儿放声痛哭,一会儿默默流泪。他回想起往日几位尊敬的领导,都壮志未酬身先死,离我们远去。省委书记沈泽民饥病交加,病逝天台山;第二位省委书记徐宝珊,抱病长征,身葬陕南;要想迎接党中央、毛主席的代理省委书记吴焕先,中途牺牲,再也见不到党中央和毛主席了!

  徐海东把经理部长叫过来说:“我们要买口好棺材,先把政委埋葬在山里,立块碑,革命胜利后,如果我不在了,你们一定要把他送回老家——大别山!”

  “是!我这就去办!”经理部长泣不成声地回答。

  吴焕先的家庭是个红色家庭。他的父亲、大哥、大嫂、二哥和小弟,都为革命牺牲了,妻子饿死了,老母亲只身沿村乞讨,艰难度日。但她始终背着吴焕先参军时留下的马克思像,每到一村,她总是宣传:“我们穷人翻身就要依靠这个大胡子。”她最后饿死在山洞里时,还抱着这张马克思像。

  徐海东按照大别山人的风俗习惯,叫人端来一盆水,亲自给政委洗了脸、擦了身,把珍藏在马袋里,自己最喜爱的一件青呢大衣,盖在政委身上……

  第二天,徐海东和省委、军部里的几个领导亲自抬着棺材,渡过(氵内)河,把他们的政委安葬在山坡上,让他能看到红二十五军离去的方向。大家在墓前伫立了许久,许久……

  巍巍耸立的王母宫塬上,阴云低垂,风雨声咽。被烈士鲜血染过的几簇小草,滚动着一滴滴泪珠,仿佛也在为烈士垂泪致哀……

  五十年后,当时担任红二十五军共青团委书记的黎光回忆说:

  整整五十年了。回想军政委吴焕先同志的壮烈牺牲,全体指战员无不捶胸顿足,悲痛落泪。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我们泪满襟。吴焕先同志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早已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他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他是红二十五军的组建者和卓越的领导者;是全军一致公认的领导核心,深为指战员所崇爱和敬戴,他是我们“儿童军”的骄傲!是红军指战员的光辉楷模,不愧为长征路上“一颗新出现的明星”!……我也曾想过,如果有人能把他的身世经历,完完整整地收集起来,认真加以研究琢磨,完全可以写成一部丰富多彩的文学传记。呜呼哀哉,魂兮归来!……(见黎光《长征路上的年轻人》一文,1985年12月。)

  从8月14日到9月2日,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在陇东隆德、平凉、泾川、天台、崇信、华停、庆阳等广大地区活动,切断西兰公路十八天,与四个师旅、十倍于自己的敌人周旋。进一步箝制了敌人,积极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在此期间,虽经千方百计打听,但终归没有获得党中央、红一、四方面军的确切情况,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人只好西征甘肃,北进陕北,争取早日与陕北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

  1935年9月4日。合水板桥镇。

  陇东高原,早晨地上的露水格外多,可太阳刚一露头,草叶上的水珠就不见了,高原上的气温骤然上升。

  徐海东率领前卫手枪团已经离开板桥镇有十余华里的路程。他站在山坡上,用望远镜向后面看了看,没有发现后卫二二五团三营跟上来,便问身边的交通员说:“后卫三营怎么还没上来?”

  “我随二二五团二营一起离村的,我们走时,参谋长还在给三营讲话!”交通员回答说。

  “这个参谋长呀!火都上房了,还没事呢!敌人骑兵团马上就会追上来,他也知道呀!”徐海东自言自语说。接着,他看着交通员说,“你骑马立即赶回去!告诉参谋长马上跟上来!”

  “是!”交通员拨转马头向来路奔去。

  交通员刚走,不到三分钟。侦察参谋说:“军长(此时,徐海东为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为政委)!后边打起来啦!”

  “什么?”徐海东由于一只耳朵聋,他侧着脑袋仔细一听,果然,板桥镇方向枪声大作。徐海东说了声“不好!”策马向回赶,率领二二五团二营奔回板桥镇,解救第三营。

  敌人一个骑兵团将二二五团三营团团围住,情况十分危急。

  此时,二营长韩先楚、政委刘幼安率领二营赶了上来,迅速抢占一座山头,以猛烈的火力阻止住敌人的进攻,掩护三营突出包围。

  此次战斗,红二十五军损失二百余人,第二二五团团长方炳仁壮烈牺牲。

  徐海东紧紧握着刘幼安的手、激动而风趣地说:“歪嘴子政委,你们二营好样的,打得好!”

  军部共青团委书记黎光插话说:“歪嘴子,这下打正啦!立了个大功!”

  刘幼安歪着嘴角一笑:“你个汤圆子(黎光的绰号),也学会卖嘴!当心也吃上个子弹头头……”

  说起“歪嘴子政委”,他的趣闻在红二十五军中传为佳话。

  刘幼安性格开朗,活泼乐观,指战员们都喜欢和他打趣儿。由于在九回房战斗中,一粒子弹中了他的嘴巴,伤好手落成个“歪嘴儿”。人们见面就喊他“歪嘴子政委”。

  长征出发时,他二十岁,是个指导员,全连战士好赖都穿上了棉衣,唯独他还是个光膀子,实在冻不起了,才把一个谁也不愿换身的财主“娘们”的红花锻子棉袄,紧巴巴地裹在身上,用一件灰布长衫,严严地罩在外面,以防同志们取笑。

  然而,这个难以遮掩的秘密还是被人识破了,大家都挤眉弄眼,当作活跃情绪的笑料。红军中也有几个调皮家伙,每看到军领导走过来,猛不防撩起他的灰布长衫,露出红艳艳的花棉袄,引起军领导一阵哄笑。后来,他真实性脱给一家穷得没衣穿,难以出门的农家大嫂,换得块纳着补丁的口袋片儿,披在肩头御寒。这才结束了开之不尽的玩笑。

  后来,到陕北后,他总觉得名字中那个“幼”字不是味,改名刘震。1955年,刘震和韩先楚同时被授予上将军衔。

  1935年9月9日。陕北永宁山。

  天,湛蓝湛蓝的;山,绿里透着黄意。

  徐海东像回到了家,脸上两个酒窝闪动着,那双浓眉舒展着……一切都像说:“千山万水终于走过来了,千难万险终于成为过去!

  徐海东让每个战士洗洗身子,换换衣服。他自己也把那一身青的军服和八角帽洗净,晒干,又亲手将红五星钉在军帽上。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像是要参加什么重大的喜庆节日一样,认真准备着……

  徐海东等在永宁山稍事休息后,即在陕甘党组织,红军和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声中,于9月15日到延川永坪镇。至此,红二十五军胜利完成了长征。这时全军共有三千四百多人。一路上,人民群众送水送饭,送米送柴,送鞋送袜,到处都可见到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标语,听到热烈欢迎的歌声:

  一杆杆红旗空中飘,

  红二十五军人来了。

  来到陕甘洛河川,

  劳动百姓好喜欢!

  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独立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进行长征,成为首先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历时十个月,途经六省区,转战万余里,是唯一的一支比出发时人数还多的长征队伍,不愧为“北上先锋”的光荣称号,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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